众身皆媒与技术反噬 ——短视频身体实践批判研究

短视频的大众化实践形成身体被过度暴露以及“全民窥视”的视听传受行为，呈现影像身体中“媒中我”的沉迷与幻想，并在商业规训和技术入侵中使身体再度物化，形成技术身体对肉身的反噬。唯有正确连接和处理身体与心智需求，人对身体技术的使用才能在身体的回归中实现真正愉悦的“媒介化生存”。

【关键词】 ：移动视听 ；短视频 ；身体伦理 ；身体传播

个人化、多功能移动视听终端的普及以及零成本、智能化的身体修饰技术的助力，使身体影像的生产、传播和管理三种权利同时让渡给个人，大众获得了展开身体实践的技术、信心和胆量。在消费主义、视觉文化、民间文化和网络文化共同影响下，日益成型的更加开放、世俗化的身体观念，为广泛的短视频身体实践奠定了心理和文化基础。平台经济热刺激用户深度参与内容生产并持续输出作品，产消者们与平台之间结合为紧密的商业共同体。至此，短视频正在全方位入侵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其全民化的身体生产和身体消费带来崭新的“身体出演身体”的新媒介景观。在各短视频平台中，展现歌舞才艺、奇装异服和种种令人惊诧的身体表演也成为常态，数字技术制造了美颜、变形等诸多身体特效，使得短视频区别于传统视听，完成了身体的工具功能压倒其叙事功能的重大转向。短视频催生新的身体文化和身体神话，也消解了身体的主体性和实存性，强烈冲击着传统的身体文化，令人再度陷入身体与技术关系的迷思。

毫无疑问，时下短视频身体实践导致了无所顾忌的身体展示、暴露和窥视，让人们担忧这种日日狂欢的“身体世俗化”运动已经过度。巴赫金曾指出，“民间狂欢文化的实质是物质——身体的狂欢，充满了对下半身的崇拜 ：生殖器、粪便、肠子，等等”。这句话用来形容当下的短视频影像世界十分恰当。掌握身体影像生产权的大众似乎突然发现了身体的媒介价值和交换价值，开始借助新技术和廉价的身体，通过短视频尽情展示自己的颜值与肢体，一些人更是将手机或直播镜头对准自己的客厅、卧室和卫生间，搔首弄姿的“身体秀”“软色情”成为各大平台最为火爆最有流量的内容。而缺乏身体资本和其他资本的人们，则通过恶搞、戏仿、滑稽、卖丑卖傻甚至自虐和病态的身体展演来博人眼球，满足人们的窥视欲和猎奇心理。可以说，人类身体的媒介化呈现从未像现在这样自主、原始又快乐，围观和“逼视”他人身体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唾手可得和理所应当，生产者和用户都在跨越身体伦理的传统边界，而无须承担丝毫的道德顾虑。

传统影视中的身体生产受制于专业把关人，即使如此，美国学者梅罗维茨也对其“后台前台化”现象表达了担忧。他说，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使用打破了传统的情境定义，带来了新的情境变化，私人情境和公共场所的分界变得模糊，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角色都因此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和混乱。在短视频中，大众身体实践已然完全模糊了前台和后台，于是前台和后台行为都变得更具表演性和公开性。短视频中种种身体奇观表演与传统街头的“胸口碎大石”等卖艺练把式行为有着相同的民间文化基因，只不过是将“残酷的身体叙事”从街头巷尾搬到网络平台。尤其是在流量经济逻辑驱动下，如果缺少现实资源而又需要获得他人认同，身体就必然再次成为谋生的消耗性工具。这似乎是“弱者”的共同心理，是底层生产者的无奈和自知，于是以暴露身体、自我矮化甚而自轻自贱来愉悦自我和满足观众的身体展演也就变得普遍。然而，与其说短视频身体实践是过度的，毋宁说它根源于平台经济激励所产生的自我鼓励与肯定，无数人乐于此道，或者说这种身体世俗化运动正在开启一种值得忧虑的身体观和身体公共伦理。人们发现，身体的私密性在削弱，公共性在增强，身体隐私权有待加入新的概念内涵。

短视频的身体生产和消费也带来新的法律问题。2021年实施的民法典对公民肖像权保护进行了扩大化的规定 ：肖像不仅是指头像、相貌，还包括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即只要可识别为此人的外部形象都是肖像，它可以是身体的任意部位，也可以是可识别的经过数字特技修饰、重塑的影像身体。按照这一更严格的规定，身体隐私不仅针对肉身，还包括网络空间中的影像身体、虚拟身体以及其他与身体有关的各种数据。而在视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日益渗透进个人领域背景下，一方面，“随手拍、随手发”的短视频更易导致侵犯他人身体权 ；另一方面，影像碎片或其他身体数据面临被技术窃取、重组的可能，从而侵犯他人身体自由。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各国大量资本纷纷涌向互联网科技公司，一些知名企业及其产品得到了平台化改造，形成了诸如美国 Facebook、国内抖音和快手等几家垄断、赢者通吃的局面，因此互联网企业或产品平台化的背后喻示着“平台资本主义”的崛起。这些资本同样以逐利性为本质，建构了一种以平台企业为基础、以数据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在短视频行业，平台资本控制着短视频平台生产与消费的商业逻辑，它以“快乐”为感召性和策略性的诱饵，采用经典 UGC 模式使人人自愿加入，实现了集约化、规模化的内容生产，实际上是资本与平台共谋，以低成本的“众包”形式高效集合和榨取了廉价的“身体”劳动者。其中，资本通过平台运营者的流量变现和帮助内容生产者的流量变现两种渠道收获巨额利润，进而实现对内容市场的垄断。而无论是内容劳动者还是情感劳动者，除了收获“快乐”，绝大多数都将沦为毫无报酬的“数字劳工”，这样大众身体实践也就成为一种“数字化大生产”。　　　

进而言之，人之身体在这种身体实践中也被技术所规训和再度物化，使短视频身体叙事表现出“身体出演身体”即能指所指同一的鲜明特性。即身体作为能指，同时是叙事的主体和工具，而作为所指，同时是叙事的对象和文本。如法国学者梅洛 - 庞蒂所说，从来没有聋哑的身体，“是身体在表现，是身体在说话”，为此身体所指在短视频中虽然关涉数以亿计的用户，但产消者们只着力制造两个主要的相反的“身体真理”——“颜值正义”和“审丑”。前者是指“三观跟着五官跑”的“看脸”的时代，女性尤其成为被规训的“重灾区”。一方面，女性身体影像更易受到男性观众的凝视与男性文化传统的压迫 ；另一方面，正如阿多诺所说，“现代大众文化的重复性、雷同性和无处不在的特点，倾向于产生自动反应并削弱个体抵抗力量”，一部分女性服从了“我的身体我做主”口号的诱惑，由被动驯化转为主动迎合商业需要，千方百计将身体展现为众人欣赏的模样。现在，几乎所有领域的短视频用户都学到了“流量密码”，重视以身体展演来博取流量，同时，“身体向情色美学的交换价值转变的过程在触及女性之时，也同样触及到了男性”，催生了男色消费，诸如“小鲜肉”“花美男”“健身男”甚至“娘炮”等一系列男性形象亦曾在网上流行。与“颜值正义”相反，“审丑”是指短视频作品中长相扮相丑陋的男女及其搞怪表演现象的流行，成为一种另类的身体娱乐文化。在这两种“身体真理”中，身体能指都被无限欲望物化为直接承载工具，身体所指则在商业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中退化为纯粹的消费文本，其意义之空洞比传统影视的“娱乐至死”有过之而无不及。

技术崇拜是现代社会日益深重的倾向，今天手机和移动网络技术对人的规驯加深，正在兴起的元宇宙技术还将赋予肉身以“数字孪生”的身体，人们也乐于以技术机器代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享受愈加先进的“数字化生存”，然而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中指出，任何技术都能代替人的思考，它改造着人的世界观，重新定义宗教、艺术和社会文化。在短视频身体实践中，大众也和资本合谋，树立起模式化、同质化的身体偶像和“理想身体”，构建出了上述两种所谓的“身体真理”。所以只要继续崇拜技术，技术对人的控制必将更加严格和紧密，人也将更容易学会在技术和商业的标准中找寻自我行动的依据，并制造出新的共同意义。

正如柏拉图的“洞穴之喻”，眼之所见可能只是一个投影，未必就是真实本身，虽然“眼见为实”是影像产生的初衷，但从来不是影像的真理。今天身体技术既满足人对身体的纪实或保存情结，也作为数字化的“香料”或美容术，供人展示、修饰和管理自己的身体，进而可能形塑出一种新的“媒中我”。

1902 年，社会学家库利以其“镜中我”理论指出，人对自我的认识是通过与他人互动，从对方对自己的评价、态度反应中形成的，人也可以在自我审视中获得自我认知。在此，“媒中我”是指人通过影像身体生产并“以媒为镜”进行反观和自顾的结果。短视频的身体实践可以实现一系列的自我心理满足，对此台湾学者张玉佩的媒体愉悦理论可以提供解释。她认为，媒体愉悦可分为叙事性愉悦、控制性愉悦、社交性愉悦和展演性愉悦，短视频产消者既可以亲身自如地展演并欣赏其身体，完成和享受其身体叙事，获得表达的快感和创造的体验，同时其影像身体已取代肉身“在场”，并作为社交的第一语言和第一面孔实现与他人影像身体的交往，获得他人反应和形成自我评价。因此，短视频身体的生产和交往实践可能塑造出一种可自我设计的“媒中我”。

“媒中我”具体形成于一种心理循环机制，并引发有关“真实”的危机。首先，“媒中我”是主体通过身体影像生产塑造出的符号化自我。正如抖音海外版的宣传语——“让崇拜自这里开始”，这个崇拜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他 / 她的影像身体可以获得他人的肯定、喜爱、拥护甚至“崇拜”，二是他 / 她对自己影像身体的审视、评价和调整生产，这样通过反观与自顾就形成了连续的“展演—顾影自怜”循环，这也是短视频应用令人沉迷的重要原因。也非常类似于一个著名的希腊神话 ：美少年纳喀索斯发现自己在水中的美丽倒影，他对此爱慕不已，却并不知道那就是他本人，终于有一天他赴水求欢而溺亡。心理学家称此现象为自恋症。其次，人们越来越在意并醉心于自己的“人设”，通过身体影像塑造出理想化自我，从而引发拟像与真实的迷思。显然，“媒中我”是一种可展演、可生产因而有“真”有“秀”的自我，它绝非肉身自我，通常只展示那些“只可远观”并预期可获得他人正面评价的部分，所以在本质上，“媒中我”是一种“选择性自我”，具有拟像化、游戏性和虚假性等实践特征，却可以产生他人崇拜和自我崇拜的效果。相反，也能令人产生自卑、抑郁和新的社交焦虑。在此，鲍德里亚所称拟像与真实界限模糊的“内爆”继续发生，“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实胜过本质”，导致黑白颠倒、自我认知混乱甚至“无所谓真假”的大众心态。正如网民戏言“刷抖音刷到怀疑人生”，“媒中我”景观就成为一种整体性的幻象并具有集体欺骗性。或许，这才是技术与商业对人的最深刻奴役。

一幅著名的网络图片曾这样描绘身体与媒介的关系史 ：人类祖先完全基于肉身的实存性而生存，而技术进化不断延伸感官、意识甚至生命，今天数字媒介正深入渗透公私领域，让人目视万物、心游万仞，肉身却可“躲进小楼成一统”。这与眼下对元宇宙数字孪生身体的疑虑一样 ：人类将滑入肉身更加“衰弱”的现实？

20 世纪以来，人类先以影视观赏挤压书本阅读，再以电脑键盘挤压文字手写，现在短视频进一步挤压书写阅读和面晤的空间，这表明其比传统媒介更加具备“替代”肉身在场并代理日常生活的能力。基于手机和短视频的“众身皆媒”，身体影像成为继文字之后人们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形式，正在对人类交流产生深刻影响。其一，影像身体语言模拟了传统的面晤和口耳相传，使网络交流更加便捷、具象和感性，远距离交流也有了类似面对面传播的效果 ；其二，从传统视听到网络短视频，从虚拟现实到人工智能，肉身缺席的“在场”永远不能等效于亲身面晤，也就不可能发挥身体作为“富媒介”的全部能力，反而使其被反噬，并且变得更加“懒惰”；其三，全民影像实践进一步压制人对文字的使用比重，改变了文字时代以来建立的人类理性、抽象思维和表达方式，进而引发对书写、想象能力甚至记忆力退化的担忧。

人类总是崇尚技术，但麦克卢汉警告说，“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正如人们担心以车代步会降低腿的行走能力，“二次元”漫画降低人的触觉能力，电视时代已经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近视眼，今天社交媒体时代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交恐惧症”，人类无限享受“媒介按摩”，而对其截除能力麻木不知。为此，麦克卢汉将面晤视为人类最理想的传播，因为它可以全面调动人的所有感官。诚然，人类不可能退回到原始口语时代，却无法回避“如何在媒介化社会中安生”这一根本问题。

美国学者雪莉·特克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指出，人在网络生存中面临着回复压力、单聊压力、未回压力、分享压力、错过消息压力、顾此失彼压力和表演压力。在短视频身体实践中，人们还要另外承受来自身体生产与消费、技术与商业双重规训的更多压力、焦虑和迷茫，没有人可以自外于关于身体幸福与身体伦理的拷问 ：我们在身体产消的集体狂欢中究竟获得了多少真正的快乐、满足、安宁、控制、创造或者心理幸福感？短视频身体实践的启示是，我们享用身体技术，不是为了赋予肉身愈加先进而空壳一般的技术身体，而是要运用且善用技术的张力，学会携带着自我中的一部分同时克制另一部分来融入这个众身“共在”的空间，以文化身体塑造为内核力量，不断追寻新时代身体文化的富足意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享受一种身心“舒展”自由愉悦的媒介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