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媒介化进程中的传播型构：论公共危机中的网络自组织行动

从世界范围看，各类公共危机事件不断警醒着我们，风险社会作为新的现代性之路已经与现代社 会如影随形。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如何有效应对公 共危机事件及其引发的各类风险危机，已经成为各 类组织机构及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公共危机 的妥善解决离不开危机管理者与众多利益相关者的 协同努力。在近年来的一些危机事件中，一些开放式、大规模在线协作的网络自组织行动异军突起，形 成一种特殊的集体行动模式，显示出网络协作的强 大力量。例如，2008 年汶川地震后，天涯论坛成为信 息动态汇总、分发、匹配的平台①；2013 年德国德累斯顿大洪水期间，网民自发在 Facebook 成立“Fluthilfe Dresden”的在线小组②；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可以发布、评论和转发救助信息的“#COVID-19 患 者”等微博超话社区③ ；2021 年郑州“7·20”特大暴雨 中，网民自发创建维护在线“救命文档”④ ；2022 年上 海市民在抗击疫情中，社区志愿者自愿联结成的疫 情救助、生活物资供应小组⑤。

在这些公共危机事件中，世界范围内的网民可以 打破地域和时空限制，基于大规模的创造性互动，通过 在线协商、参与来发现解决危机问题的合理方案，并通 过即时行动进行实践，为推动危机的应对处置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这些典型案例，探讨网络化的 自主性行动集合的核心功能与行动逻辑，以及以互联 网作为连接场域的自组织行动所内蕴的动力机制，对于深化研究新传播时代的风险沟通规律，创新危机应对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一、文献述评

从社会行动的角度来看，公共危机的自组织是人们自发联结成的行动体。一切行动都要借助行为要 素而实现，媒介就是行动的必要要素。马丁·赛尔认为，“媒介对行为是建构性的”⑥。因此，认识公共危机中的网络自组织行动，既涉及到媒介与社会组织的结构功能关系，还涉及到媒介化影响下的组织动力机制问题。

（一）媒介功能研究视角的结构性转型

传播学研究自始至终离不开媒介与社会系统的关系问题，结构功能主义引领了早期的研究范式。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由具有不同功能的社会系统组成， 社会结构通过系统间的功能分化进行整合调适，即功能决定结构。沿袭功能主义的观念及方法论，拉斯韦 尔对传播的过程进行结构化阐释，提出了经典5W模式 及媒介三功能说，被传播学作为奠基理论并广泛应用， 随后的传播学研究也在功能主义的框架下来考察媒介效果、媒介使用等论题。媒介被认为在社会系统之间 扮演了粘合剂的作用，承担了社会结构中的系统功能， 而非社会的构成要素。在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影响 下，媒介是可控的、中立的，是服务于政治权力的。相 应的传播研究往往将媒介架空于社会框架之间，研究 理路往往由因溯果，遮蔽了社会系统的内在矛盾和动力机制。因此有学者认为，传播学中的功能主义分析 遂退化为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和形式主义分析。⑦在长期的媒介功能研究中，媒介的定位往往具有“中介化” 特点。即使在英尼斯“泛媒介”的概念、麦克卢汉“媒介 即讯息”的观点、波兹曼“媒介生态学”的术语中，已经意识到媒介对社会结构具有反作用，但仍然将媒介视为独立的中介工具，本质上还是工具性取向。

将媒介作为整体社会结构的变量进行整体分析是 建构主义的一条路径，如哈贝马斯提出与技术相对立 的传播行为——“交往行为”，主张通过主体间性的交 往行动规范和目的理性的技术规范来分析人类社会历史。⑧建构主义的思路实际上是将媒介实践视为一种 动态性过程，在传播学研究中体现为“媒介化”的转 向，是中介化在更宏观社会层面的延伸。媒介不仅可 以介入特定的社会结构对其产生影响，而且可能以其 自身的逻辑和形态改变、乃至重塑这一社会结构本身。从这个层面上讲，媒介化暗含了媒介逻辑的指向，即媒介掌握了一定的自主权和权威性，能够使得其他社会 系统转向适用于媒介再现的形式。这种逻辑权威性被 麦奎尔称为“媒介语法”⑨。媒介作为社会学与传播学研究交织的分析概念，不仅指向代表内容、机构、介质 的“媒介物”，也不仅包含传播中介性质的“媒介性”，而 是作为社会系统中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相应的研究分 析理应从媒介本体和建构属性探讨媒介、组织、文化之间的互动。

社会结构本质上是流动的，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网络社会的流动性更加明显，媒介逻辑的作用日益凸显，夏普用“深度媒介化”来形容数字技术对社会的影响。⑩互联网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带来了新的社会关系连接方式，重构了社会圈层的联结方式。个体拥有了搜集、传播信息的能力，社会呈现出以个体为行动 单位的“微粒化”特点，大量个体间通过弱连接关系，建立了去中心化的网络社会格局。同时，社会实践与数 字媒介的勾连也反塑了深度媒介化社会，其集中体现 就是社会生活实践与媒介技术融为一体，交流行动与 身体行动之间的分离变得模糊，人们会不断通过传播媒介来投射行动目标。

在这种趋势下，延用农业社会的差序格局、工业社 会的科层化格局分析思路，难以解释网络社会中复杂 的结构性现象。那么，如何来考察深度媒介化社会中 媒介逻辑与社会行动逻辑的关系？逻辑一定会依附于过程，社会结构也在主体间的关系互动中显现。因此， 我们认为传播是高度情景化的行为模式，媒介逻辑寓 于行动逻辑之中，需要从行动过程的角度解释二者的 关系。在经验操作层面，夏普提出利用中观的“超个体行动者”（supra-individual actors）来使媒介化变得具体，这种超个体行动者表现为集体或组织。沿用这种 思路，我们将公共危机中的自组织理解为社会中观层面的行动集合体，相应的研究思路不仅应将媒介化作为社会运行的元逻辑之一，还应该利用组织网络思维去理解深度媒介化带来的危机应对图景。

（二）自组织与深度媒介化

“组织”可以理解为作为名词的组织存在方式，也可以理解为动词的组织化过程。自组织的概念源于 “组织”，是相对于被动的“他组织”或“被组织”而言的。普里戈金在研究“耗散结构理论”时第一次使用“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这一概念，“协同学”创始人哈肯首次明晰了“自组织”与“组织”的概念区别，认为自组织是指没有外界干预，只有控制参量变化，通过子系统间的合作，能够形成宏观有序结构的现象。组织是一个总概念，泛指系统朝着结构有序程度增强的方向演化的过程和结果，其中“自组织”强调事物自发、自主地走向这一有序结构，“被组织”或“他组织”则强调在外界特定干预下进行演化。社会科学层面的相关研究将自组织看作一种“非控制组织”，成员间的自觉合作关系取代了被动分工关系。因此，相较于外部力量推动形成的组织，自组织对内部协同和自我意向性要求 更高。这种动力来源的差异由价值层面的分裂所导致：“自组织”的功能价值取向指向系统自身，而“被组织”因为承载着组织者的目的期许，其价值取向会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涉。

如前所述，深度媒介化催生了社会的结构性转型， 推动了社会结构的网络化布局，网络结构已成为社会 发展的基本形态。相应地，各类组织形态都需要用网络逻辑进行阐释和解读。近年来公共危机中涌现的网络自组织行动已经清晰地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自组织演化的场域。网络自组织可以定位为附着于互联网 技术，在网络系统中产生行动的组织形态。对此，国内 外已有不少学者关注这种新型数字化的危机应对实践。如闫岩借鉴灾难的组织社会学视角，从互联网辅助的现实连接、创造的虚拟连接，以及沟通的虚拟—— 现实连接三大视角切入，考察了由灾民、救援者、志愿 者等构成的灾后应急群体的数字实践。韩文静等通过分析郑州“7·20”暴雨期间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救援行动，认为在媒介化社会的危机传播表现为液态的自发性组织传播机制和“非正式”救援与“全民”救援并存 的实践机制。但对于这种新型的数字实践如何成为 可能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新型网络组织逻辑与行动逻辑，我们仍需要在媒介化语境下，在公共危机这种特殊情境中，以互联网对社会组织形态及其内在行动逻辑的重构为核心进行深入研究。

二、网络自组织的核心功能

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网络媒介的平台化趋势推动了“大众中介公共领域”向“平台驱动公共领域”转型，重构了交往方式与空间，平台逻辑逐渐成为当前 网络社会的核心逻辑。因此，从组织与系统的关系视角来看，基于互联网的传播机制改变了社会系统中的 信息传播秩序，重塑了话语规则，改变了各利益相关者 的权力关系，也相应地为自组织行动参与危机管理带 来新的组织机制，并使网络自组织行动呈现出丰富的功能内涵。

（一）网络自组织强化危机信息融合

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自组织行动的功能首先 体现为各类危机信息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需要所进行 的各个维度上的有效整合。在信息广泛分布的情况 下，将分散的信息进行收集、存储、分类和共享是充分 利用信息资源的关键。数字志愿活动在危机管理中发 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原因正在于此。数字志愿活动 是一种众包式信息处理模式，指网民通过自主上传、转 发、核实信息资源参与危机应对的过程，，是网络自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如2010年海地 地震发生后，马萨诸塞州塔夫茨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利 用Ushahidi平台创建了一份实时危机地图，可以帮助灾 民通过短信将位置和需求发送至特定的开源代码处。80 个国家的 1000 多名志愿者将救助信息共同整合至地图，在救灾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通过集中式的信息聚合技术，互联网成为核心的 信息资源配置平台，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使互联网成为 信息聚合和流动的空间，和危机有关的信息内容直接 在平台上聚合并即时流转，推动危机预警信息、求助 信息以及危机应对信息与行动形成了环状流动过程。同时，在信息平台逻辑影响下，信息传播模式由线性 或环状传播模式转变为分布式传播模式，信息资源调 用方式由纵向分发变为网状实时互动。由此，危机信 息在互联网中以“环状更新+网状流通”的立体融合模式呈现。

（二）网络自组织促进社会资源整合

资源整合是危机管理中的关键。危机应对的资源 整合是指危机管理者与利益相关者对不同来源、不同 类型、不同层次的危机应对资源进行识别、选择、分类 与配置，使其具有更强的适用性、针对性和价值性，并 创造出新资源的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从危机应对实 践来看，只有高效地资源整合，才能够将公众、政府、社会组织与利益相关者等相关主体的能动性集约化地开 发和运用起来，有效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提供高质 量的公共服务，以有效应对危机。但传统的危机管理活动大多依靠政府或公益组织的作用，主要通过行政 命令的上行下达进行资源调用。这种资源配置模式造 成的问题较多，比如其他主体很难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与应有作用，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且消耗的行政成本也 比较高昂。在一些热点事件中，一些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也因此饱受诟病。

互联网对危机应对资源的整合主要体现为资源配 置方式的重构。具体表现为可以在群体聚合与信息融 合的基础上，积极有效地开发各项危机应对资源，并实现资源提供者与需求者的直接互动，建构危机中实时 互动的自组织网络进行资源支持。例如，在美国卡特 里娜飓风期间，当地的红十字会因为捐赠的物品过度 堆积而不堪重负，网民针对这一问题自发创建了在线 论坛促成“联动捐赠”，捐赠者与灾民在网站上共享信息，直接进行联系。

（三）网络自组织推动利益相关者的群体聚合

自组织机制可以使散乱的群体在没有领导和外 力干预的情况下，基于个体的“自治和胜任感”，实现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形成共同一致的目标，从而完成群体聚合。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基于网络信息传播融 合模式的创新，危机信息可以在社会群体中进行多维 度、立体化的传播，从而进一步提高危机的能见度，由 此也进一步拓展危机利益相关者的边界，将更大范围 的救援者、志愿者等聚合到一起，形成一个跨地域、跨 领域的危机协同应对组织。例如，关于 2007年美国南加州山火的一项研究显示，灾难发生后，当地民众以 个人信源形式直接发布灾难中最攸关的灾后反应信 息，并且通过论坛、话题标签等方式提高了危机的能 见度，动员了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其中，实现了组织内的协作自救。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网络自组织机制形成的聚合 群体也并非是均质化的。作为一种社群建构的底层逻辑，圈子化和层级化的结构属性也在分别建构着网络 社群的场域基础和组织逻辑，使得公共危机中经由网 络自组织形成的聚合群体也呈现出圈层化的特征。其 中虽然不存在类似传统科层制组织中的上下之分，但也可以根据任务分工及活跃度等因素，区分出发起者、 核心骨干、积极分子、一般志愿者等多种不同的角色。不仅如此，由于不同成员基于个人能力、社会资本、参与度的不同，参与者的角色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网 络自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因而也始终在流动演化。

三、网络自组织的行动表征

组织是行动者的组织，正是参与者的集体行动构 成了组织本身。费埃德伯格提出以“具体行动体系”来 分析组织及其行动，将组织看作是对集体行动进行建 构和再建构的过程，认为组织现象的发生可以看作是 局部秩序（local order）形成过程中的一种权变性（con⁃ tingent）结果。行动的视角也是媒介化研究变得具体 的突破口。社会系统中，组织可以被理解为“超个体行 动者”，由个体行动者构成，成员共享意义的建构，随后组织行为“合作行动者”，媒介化在集体的建构和行动过程中得以体现。因此，在明晰了网络自组织的核心 功能基础上，还有必要进一步从行动的维度来探析网 络自组织的行动逻辑。

（一）作为集体行动的网络自组织

群体的行动表征可以分为“集群行为”和“集体行动”，相对于“集群行为”，“集体行动”一般指组织化的 行为，具有较为明确的目的性，且理性程度较高。网络自组织借助互联网的平台逻辑实现资源的再分配和社 会关系的再生产，对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进行有 目的地使用。因此，网络自组织包含了个体自觉联结 成为组织化行为体的过程，其行动逻辑可以归结为组 织化程度较高的集体行动。比较而言，传统科层制的组织结构适应了集体行动所需的基本功能，并形成边 界明晰、行动结构完整的集体行动组织，但在媒介化社 会中，行动空间和主体都呈现线上线下交融的趋势，网 络自组织的聚合化内涵引致其行动逻辑主要表现在两 个层面：一是线上集体模仿形成的话语协同行动；二是线上线下联动形成的分布式集体行动。

（二）作为合作共同体的网络自组织

网络自组织通过话语协同建构集体行动框架，为 组织行动提供意义阐释图景，从而动员更多潜在群体 加入至行动中来；网络自组织在组织形态上呈现出分 布式协作机制，个体在参与集体行动协作时，还会运用 个人的社会资本进行分工合作，共同应对危机。由此 可以看出，在网络自组织逻辑主导下聚合而成的网络 社群，有着高度的群体自愿性、情感凝聚力和身份认同 度，表现出高度的圈内同质、圈际异质的群体特征。因 此，这种网络社群其实建构了一种“虚拟共同体”。相较于组织，“共同体”是个更宽泛的概念，主要指人与人 通过积极的关系而形成社群，强调成员基于特定需求 的自然凝聚，并且会统一地对内或对外发挥作用。

四、网络自组织行动的动力机制

网络自组织若未形成有秩序的行为结构，仍然不 能称之为“组织”，也就不能称之为完全意义上的“共同 体”。那么为何这种共同体可以进化为组织化架构，并 产生具体的行动实践？按照自组织理论，自组织的有 序化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不断向外界耗散能量和熵的过 程，开放系统、远离平衡状态是自组织的生存环境，系 统内涨落与非线性关系是自组织演化的动力。可以运 用该思路理解自组织的动力机制。网络传播环境保证 了自组织的运行系统是开放状态，公共危机带来了系 统的不平衡，可见危机情景已经为网络自组织带来了 生存土壤，那么涨落与非线性关系如何推动自组织朝 着有序方向演进？

“涨落”指系统内部与宏观组态存在差异的随机扰 动，是一种破坏原有结构的动力性因素。在社会学研 究中，这种涨落被看作系统内资源、情感的分配不均， 需要被纳入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考虑。网络自组 织的本质是一种临时性共同体，共同体的形成基于集 体认同，因此这种认同是涨落形成的“序参量”（即具有 支配地位的涨落）。集体认同的形成过程离不开价值 和情感的驱动，公共危机带来的价值涨落和情感涨落也因之成为分析网络自组织涨落动力的重要因素。

系统的“非线性作用”指的是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协同作用格局，通过捕捉系统中的涨落，将局部涨落推向全局，使其成为优势涨落，推动系统内部的有序活 动。有学者通过“自治单元“或“圈子”理解中国社会 的自组织公民行为，这种内部小组间的协同作用可以 理解为系统的非线性作用，对应的正是前文所述的分布式组织行动逻辑。分布式行动之所以成为可能，从 结构上来看，源于网络自组织中凝聚的社会关系；从技术上来看，则基于分布式网络技术的支撑。因此，关系驱动和技术驱动两大要素也需要纳入到网络自组织动力机制的考察范围。

五、作为传播型构的网络自组织

通过对网络自组织的功能、行动逻辑和动力机制的剖析可以看出，在深度媒介化背景下网络自组织的 运行机理及其对媒介功能的拓展。从表征来看，自组 织既是一种基于信息交往传播的集体行动，又是一种 基于社会行动关系形成的临时性合作共同体。媒介逻 辑贯穿网络自组织行动的始终，媒介化的行动结构反 而为组织的形态提供了支撑。因此理解网络自组织并 不能仅仅从传统的媒介结构功能角度出发，而是要将 网络自组织置于深度媒介化的社会背景中，从媒介对 行动者的关联及其对行动空间的构建中，对网络自组 织行动所反映的媒介功能与媒介化逻辑进行更高维度 的思考，这就需要引入“传播型构”的概念。

型构最初由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提出。与帕森斯等 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将社会结构简化为功能状态不同， 埃利亚斯认为，个人结构和社会结构是在不可分割的 相互联系中形成的，所以主张从社会主体关系和关系 形成过程这两个角度看待社会结构，由此提出型构的 概念，其实质是行动者之间互动的网络。不过，埃利亚 斯提出的型构概念以权力关系作为特征，对行为结构 的界定相对模糊。在此基础上，夏普将媒介化的逻辑 加入到“型构”之中，认为“传播型构”是主体利用各种 媒介进行交往的过程模式，并且这一模式存在一个面 向主体传播行动的主题框架。具体来说，传播型构应 该包含三个维度：行动者集群、主题框架和交往实践。其中，主题框架框限了型构的行动边界，交往实践从媒介逻辑角度定义了型构的特征，是对埃利亚斯“figura⁃ tion”原义的创新与发展。除此之外，传播型构还应具 有与其维度相关的媒介集合，因为正是媒介集合所产 生的整体性媒介逻辑共同型塑了传播型构。

沿袭这一理论脉络深入分析网络自组织，可以发 现，危机中的网络自组织恰恰构成了一种基于数字媒 介的传播型构：主题框架是交往型构的行动边界，也是 交往行动的动力来源；个体间的交往实践体现为集体 性话语协同和分布式组织行动；个体通过交往实践联 结为行动者集群。具体来讲，公共危机放大了社会系 统中不同行为体的价值和情感落差，同时文化和传播 环境形成了非线性传播机制和组织架构，优势涨落得 以在传播中放大，集体认同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凸显。基于此，个体间交往实践的主题框架逐渐显现；在这一 框架之中，个体通过行动联结，依附于数字化媒介系 统，行动者产生了两种交往实践表征——分布式合作 和集体性话语协同；通过集体情感认同和集体行动，个 体在危机中联结为行动者集群。同时，这种型构状态 无明显的组织形态，其自组织的特征体现为围绕主题 框架自发有序形成的组织行动，并且行动者在实践中 存在一种共同的目标取向，其实质是合作共同体。由 此，关于公共危机的自组织行动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传 播型构，并与其他传播型构之间互动作用，这集中体现 了互联网作为一种数字基础设施对媒介功能的创新发 展，以及深度媒介化的逻辑（见图1）。

六、结语

网络自组织扎根于互联网环境，其核心功能体现 为危机信息的融合、社会资源的聚合以及社会关系的 整合，由此体现出互联网对媒介功能的新发展，并为自 组织成为潜在的共同体预设了条件，而这些实践均需 附着在相关的媒介技术之上。因此，网络自组织行动 也体现出深度媒介化的典型特性：社会资本附着于媒 介技术，成为得以互动流转的基础资源；媒介技术也为 行动者提供了交往的场域，型塑着传播实践，并在本质 上建构了传播型构的行动边界。本研究将网络自组织 置于媒介化社会之中，从传播型构与社会系统的互动中探讨自组织现象，从过程角度进一步延伸了对深度 媒介化的研究。

互联网不仅增加了利益相关者连接成为共同体的机会，还影响着网络自组织的行动逻辑。这种新的行动模式所孕育的潜能对于公共危机治理甚至社会治理所造成的改变仍然有待观察，如何将网络自组织纳入多元协同治理危机的范畴内以发挥其价值，也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与探索。

赵蓓|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