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教育新媒体暨舆情研究中心

乡愁共振与寓居想象:乡村综艺的双重侨寓

作者:陈接峰 冀铮



摘要

作为审美意义上的乡村包涵着现实政治、日常生存、乡土文化和故土家园四个不同的美学维度,提供了一个与都市化思潮大异其趣的审美空间,形成了与城市相对化的一个异质世界。因此,以异质世界形式出现的乡村综艺节目在当下的流行就不是偶然事件,其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进入并参与异质世界的想象性再现的空间,成为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观相对化的精神诉求。乡村综艺将现实政治的区划空间转换成了艺术审美的空间,将日常生存意义上的乡村转换成了乡土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和故土家园意义上的乡村,这两个转换为我们评估一档乡村综艺节目是不是具有异质吸引力提供了依据。乡村综艺的崛起是综艺节目走向成熟自信的一种表现,也是导向生产与娱乐话语在当代中国精神下的自觉。

关键词:乡村综艺,乡愁,寓居想象,精神自觉,《向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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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乡村在综艺中的自我呈现

无论是作为“在场”的生活空间还是作为被“挪用”的媒介符号,过去极少被综艺节目关注的乡村近年来成为了国内综艺节目创新的一大亮点。更重要的是,这种创新不是简单地把过去反复提出的乡村题材作为表现的内容,而是把乡村变成了我们看待当下社会的基础视角。

以《向往的生活》(湖南卫视,2017首播)、《漂亮的房子》(浙江卫视,2017首播)、《三个院子》(江苏卫视,2017首播)、《亲爱的客栈》(湖南卫视,2017首播)、《青春旅社》(东方卫视,2017首播)等为代表的乡村综艺节目,将乡村体验与流行娱乐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全新的、有趣的、互动的综艺新门类,随后又出现了《野生厨房》(芒果TV,2018首播)、《哈哈农夫》(芒果TV,2019首播)、《一路成年》(芒果TV,2019首播)、《大地艺术家》(安徽卫视,2019首播),尤其是在传统电视节目遭遇观众严重流失的局面下,乡村综艺却逆势生长成为拉升电视节目收视的新引擎。《向往的生活》最新一季的首播收视已经上升到2020年上半年卫视自办节目收视第三的位置(尼尔森网联全国网融源数据(1)),而上一年这个节目的同比收视没有进入前十。在总结这一新的节目类型的时候,有时候会把时间提前到2013年开始播出的《爸爸去哪儿》(湖南卫视,2013首播),因为这档节目把户外亲子游戏的场地更多地选择在乡村,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乡村成为了一种更容易融合亲情的场域,也使得乡村的场景和风格被赋予了情感意义。

乡村综艺作为娱乐节目的新门类显然不是由于某种场景和风格的共享属性而存在的,而是因为它产生于当下中国这个独特的历史时刻,时代背景使得这样的艺术创作不仅成为可能,而且使其获得了某种回应时代精神和大众需求的独特形式。正是基于这一点,乡村综艺的发生具备了三个结构条件:第一,一定数量的获得认同的节目样态;第二,多个持续获得影响力的节目品牌;第三,广泛支持乡村节目的社会氛围。这三个条件恰恰在快速城市化的当下被联系在一起,而这被认为是乡村综艺节目爆发式出现的内在诱因。

这一现象不仅仅具有类型研究价值,也对未来内容生产的艺术效果和导向生产的精神自觉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初期的《爸爸去哪儿》中人们会发现节目更多地借助固定摄像机的机位在整个节目中制造出一种无处不在的凝视,力图捕捉到人物在非公共区域的活动细节,倾向于满足人们对公众人物私生活的窥视心理。而到了《向往的生活》我们就会看到摄像机会把更多的生活场景收入屏幕中间,这恰好隐喻着一个更大的文化系统对乡村参与者生存状态的关注。也就是说乡村综艺无形中选择了一种新的美学,这种美学体现了一个时代对乡土文化和故土家园不屈不挠的探望。

乡村综艺作为一种“慢综艺”形态,何以会在海量的节目中脱颖而出呢?乡村综艺作为一种技术性影像,又是如何把流行娱乐生产转化成为一种共享情境的呢?在明星的煽情和综艺的娱乐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值得探讨的社会与文化因素在起作用呢?

如何回答这三个问题以及切入这三个问题的角度,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仅关涉到综艺节目自身生产的方向,而且关系着娱乐话语如何参与当代中国精神建设的进程。从内容生产的角度来看,具有创新意义的乡村综艺的崛起是综艺节目走向成熟自信的一种表现,也是导向生产与娱乐话语在当代中国精神下的一种自觉,而这正是本文就“乡村综艺”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所在。本文试图从传播艺术与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维度对乡村综艺展开研究,将“乡村背景”“乡村题材”“农村题材”“乡村想象”“乡村体验”等相关表述做一个文理上的梳理,对乡村作为综艺题材的异质性、乡村作为艺术审美的唤醒功能、乡村作为寓居想象的和解作用等进行学理上的思考,并就乡村综艺在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态度和新的国民气质塑造等方面对当代社会所产生的作用进行文化上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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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综艺的意义生产

综艺对“乡村”的指认

尽管“乡村背景”“乡村题材”“农村题材”“乡村想象”“乡村体验”“乡土文化”等众多限定,都显示出与城市相对化的意图,但是“农村”“乡村”“乡土”等概念本身缺乏足够的区分。更多时候这些限定往往用来区别节目在内容上与其它题材的差异,并没有涉及到节目类型划分的方法,更没有涉及到对节目本身的艺术表现手段和传播特征的认识问题。因此,一旦需要从理论上来讨论这一类节目的共同特征,我们就面临着“农村”“乡村”“乡土”这些概念之间指认上的困难。比如“农村”“乡村”是社会学上的一种表达,而“乡土”则倾向于文学上的一种风格。在社会学上,“农村”这个词是由20世纪初期引进的区域社会学概念“Rural Sociology”翻译过来的,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社会参与方式的社会区域。这里的“Rural”是与“City”相对的概念,这种城市与农村二元结构的划分方式在中国被沿用至今。但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看,“农村”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政治概念,中国早期革命主要是依赖“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农村“土地革命”,中国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土地改革”开始的。因此“农村”在我国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复合概念,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三农”问题也成为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始终被关注的重大问题。当我们讲“农村”时强调的其实是附着在其上的农业与农民。但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向“城镇”和“村落”延伸,“农村”也就无法涵盖诸多“工业村”“度假村”“旅游村”,因此“乡村”作为一个基于民俗学划分的概念就更适宜将非农业包括在内,更强调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民间文化上具有与城市相对化的空间。

所以,“乡村综艺”所指认的“乡村”指的是在背景、题材、氛围上具有与城市相对化,在生活方式、人物关系、场域环境上具有与城市异质化的空间。这个空间包涵了现实政治意义上的乡村、日常生存意义上的乡村、乡土文化意义上的乡村、故土家园意义上的乡村。这四个不同维度的“乡村”共同构成了“乡村综艺”节目审美意义上的“乡村空间”,成为“特定意义内涵与价值判断的‘想象性构成物’”。正是基于这四个维度的指认,本文将充满乡间地域色彩、呈现民间风俗画卷的综艺节目定义为“乡村综艺”。这个定义有两个关键要素,一是乡间作为地域限定的要求,二是民间作为意义生产的指向。

乡村在综艺中的艺术维度

城乡二元结构本身所蕴含的社会冲突,使得乡村在当代审美领域呈现出三个非常重要的艺术维度:一是伦理维度,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视角之下我们如何回应当代生活的伦理困惑;二是想象维度,乡村作为城市的“他者”在城市话语霸权下如何保存它的异质性,如何成为自由想象的空间;三是价值维度,如何借助内容的表达使乡村成为共同体同一性皈依的精神寓所。

因此,乡村综艺节目在当下的出现不是偶然事件,它提供了一个与都市化思潮大异其趣的审美空间,形成了一个与城市相对化的异质世界。相对于急遽变化的城市来说,几乎凝固不变的乡村就成为一个静态的异质世界。以异质世界形式出现的乡村综艺,显然就成为价值观相对化的一种精神诉求。这也使得乡村综艺节目中出现的乡村已经将乡村作为现实政治的区划空间转换成了艺术审美的空间,将日常生存意义上的乡村转换成了乡土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和故土家园意义上的乡村。这种转换呈现出超越普通生活空间与审美想象空间之间的时空毗邻性,这两个转换也为我们评估一档乡村综艺节目是不是具有异质吸引力提供了依据,事实证明,最终吸引观众的还是在娱乐中被代入的异质文化和情感张力。有些仅仅播出了一季的乡村综艺节目,它们之所以不被观众认同,其实并不是明星不够卖力,也不是嘉宾不够配合,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节目没有处理好这两种意义的转换,没有准确把握观众的心理期待和共在性需求,低估了观众的欣赏水平和接受能力,而把注意力仅仅放在流量明星的嬉闹之上,乡村在节目中也只是虚化为综艺发生的背景与场地而已。事实证明乡村综艺要想走得更远,要想在一片热闹的流行娱乐声中保持节目的吸引力,就必须明白乡村作为城市相对化存在的意义生产作用,而这种意义生产与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都市人口的寓居想象。

正是因为乡村与综艺在流行元素上实现了这种意义生产与转换的契合,揭示出了寓于乡村之中的人的精神世界,才使得乡村综艺在一片喧嚣的流行娱乐中收获了宝贵的注意力。这也很好地解释了《漂亮的房子》《三个院子》等节目虽然创意很好,但最终收视表现并不理想的真正原因所在,因为人们关注乡村并不是关注那些物质的享受与更大的房子、更宽敞的庭院,心向往之的恰恰是相对于都市快节奏而慢下来的生活,人们需要让自己的内心有一个可以停靠的地方。而这恰恰是《向往的生活》能够连续播出四季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它将场景设置在富有浓郁的地域色彩的地方,向人们展开一幅风俗画卷里的慢节奏的人间烟火,满足了无数人对故土家园的想象。这也进一步说明如果不能让观众从乡村静态的异质世界中受到情感的冲击,就无法让观众感受到那些隐藏在现代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困惑及其产生的原因,正是在这一点上,乡村综艺具备了故土家园的精神寓所作用。这里还潜伏着另外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乡村综艺的目标观众并不是那些小镇青年,而是寓居在大都市中的新移民,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被“侨寓”在钢筋水泥的空间之中,乡村综艺就成为寄寓他们想象的异质世界。在这个异质的乡村世界里所透露出来的挫折与困惑、情感与抚慰,最终都成为观众自身精神寄寓的一部分而具备了极强的代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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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互文的乡愁共振

故土家园意义上的审美同一性

乡村综艺是否能够挖掘出乡村作为与城市相对化价值存在的审美作用,其实已经成为乡村综艺节目能不能持续引发关注的内在动力所在。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形成的“回不去的农村”的思潮一样,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乡愁”再次成为当下这个时代的一种流行思潮。越来越多原本寓居在乡村的人口转而以城市作为生活的据点,失去了与亲情和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系,这部分人口分布在急遽扩张的城市里,成为乡村综艺的忠实拥趸,他们在节目中代入了自己对故土家园的情感牵挂。

故土家园意义上的乡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国家现代文明的本源性所在,这体现为一种对自身历史的追认,因为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土家园意义上的乡村虽然依赖农耕文明形成了知足常乐、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遁世态度,但是其强调的以血缘和族群聚居为基础的人伦关系,在今天看来却具备形成社会共同体的基础,也因此成为社会同一性的本源性价值。这些曾经支撑城市先民们团结一致、相互支持、永续发展的价值理念,到今天依然可以回答人们对于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伦理的困惑。人是为了生存和生存得有意义而去发展的,获得有意义的生活才是人们追求生活的动力所在。这其实是《向往的生活》设置成家庭结构由父辈倾听孩子们讲述各种人生际遇的高明之处,节目主题涉及各种传闻、成长历程、地域文化、人生挫折等各个方面,既满足围观者八卦好奇的心理,又创造了一个温馨的倾诉场景。在《向往的生活》中,安静而又富有风情的乡村被抽象成流行文化的本源性寓所,并作为来自不同城市的客人临时栖居的驿站。他们中很多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而驿站就始终在那里,给所有旅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节目所营造的家的氛围与故土家园的情感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的可能性——那是我们回得去的乡村。

因此,可以说对同一性、本源性乡土文化的反思是乡村综艺获得价值认同的根本原因。能不能抓住寓居在快速变迁的城市中的大量新移民内心的焦虑与不安,能不能化解城市中大量生存空间被挤压的新移民的内心困惑,能不能寄寓远离故土的新移民寻求原生故乡的想象,能不能呈现出故土家园的原生气氛与和谐共享的人伦关系,就成为节目具有可看性和赢得持续关注的内在原因。一些节目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比如《三个院子》《漂亮的房子》《亲爱的客栈》《青春旅社》等都没能创造某种同一性来重构人们内心的共同体想象,正是因为没有抓住这个关键点使得这些节目关注度越来越低。由此看来,乡村综艺能不能肩负起寓居都市人口的乡土关怀,能不能牵连起时空相隔的都市与乡村之间的情感纽带,就成为节目能否俘获人心的关键要素。可以说,乡村综艺以流行元素对乡村空间进行的审美加工,建构了一个关于乡土文化同一性、本源性的精神寓所,是对当下时代思潮的积极回应,寻找“乡村”中所寄寓的故土家园意义的同一性也就成为乡村综艺能够被主流社会接纳的重要创新点。

现实与想象的双重侨寓

无论是《向往的生活》( 已经持续播出四季) 还是已经停播的《漂亮的房子》《三个院子》等都无法克服节目制作与嘉宾参与的侨寓形式,包括2013年开播的《爸爸去哪儿》,所有参与者都是作为乡村的侨寓者出现。因为节目设计的环节不同,介入到乡村的方式也不同,但是只要与乡村有了牵连,就会情不自禁地给人物与情感抹上一层理想的色彩,这就为节目带来了“双重侨寓”的情思。一方面,作为流行文化的侨寓者,“乡村综艺”虽然以都市生活的相对者而出现,但因为所有参与其中的明星大都置身在当下现实政治与流行文化的中心,所以他们与世居乡村的普通农夫在身份上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城市与乡村的相对化借助身份的侨寓而具有了包容性和共通性,不再局限于文明与愚昧、科学与迷信、落后与先进等简单的相对化之中,所以当他们侨寓在乡村的时候,便非常容易地遁入乡村的场域之中。“乡村”在地域与风俗上就具有了“双重侨寓”意义,既是与城市相对化的视角,也成为侨寓者心灵栖居之所。另一方面,乡村综艺中的侨寓者是以旅人的身份进入作为异质空间的乡村,不会受到像农民以新市民的身份寄居在城市里那样的文化压迫与情感焦虑。乡村寄予侨寓者以和谐与安宁,消弭了竞争的拒斥与敌意,这种空间上的相对化在节目中有着非常强的隐喻意义,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对比。这正是《爸爸去哪儿》和《一路成年》两个节目将“重返童年”作为母题的高明所在,侨寓的温情与寓居的想象是现代都市人口抵御现实生活变动不居的一剂良药,“这里的乡村已变成田园生活的典型代表,现代人逃离压力、追寻自我的理想场所” 。

乡村综艺包涵着城市中心化和乡村相对化两个不同的视角,而这两个视角从不同层面触发了已经内化为人们内心的情感密码和文化密码的乡愁。能不能触发乡愁引起的情感共振其实是乡村综艺会不会吸引注意力的关键密码。所谓乡愁“就是不满足于城市现状,而去唤起故乡这一理想的过去。与理想的过去相隔绝所造成的丧失感,就是和故乡分割不开的感情”。乡愁的核心“实质上是一种家园感的迷失与追寻”。在这一点上,《向往的生活》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它将拍摄场所选择在富有少数民族风情的乡村,有意无意地展现出一种故土家园的情调,而且节目在制作中并不是津津乐道地渲染乡村的异质风情,那种对乡村生活写实的手法也被节目有意淡化,而替换为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侨寓情怀,节目中的所有人物都侨寓在“异乡”的屋檐下。

与城市化的急遽扩张和乡村的大规模消失同步的是乡村原住民所秉持的文化同一性的碎片化,这一进程唤醒了人们对故土家园的思念,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衍生的“乡愁”,也是乡村综艺触发收视的文化密码。那些侨寓在城市的新移民已经再也回不去他们原生的“乡村”了,曾经世代寓居的乡村有些已经彻底消失,有些正在消失。不仅是因为过去阻隔乡愁的时空隔绝已经被纵横交错的高铁路网所消弭,而且人们发现城市原本拥有的优越感已经不复存在,而此时乡村在记忆中的鸡犬相闻、邻里相亲也已经淡薄,那么故土家园也就只是记忆中想象的样子。因此,当我们不满足于都市的拥挤与喧嚣、工作的紧张与压力,被乡村综艺所唤起的乡愁又无处安放,乡村就只能变成对岁月静好的希冀,而这正是《向往的生活》把握得比较好的地方。因为侨寓都市中的多数人已经没有了故土,很多人已经麻木于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与想象的故土相去甚远,乡村反而成为他们希冀的据点,这种时序交错带来的“反乡愁”就成为流行文化中无法分割的情感,这种新的同一性可以说是乡村综艺能够长久吸引注意力的地方。也就是说唤醒故土家园意义上的乡村其实侨寓着一个时代城乡之间人们彼此寻找的理想形态。正是在这个层面,同样可以回答李子柒何以凭借朴实的乡村美食就可以获得广泛的关注,背后的文化密码就是庞大的“社畜”群体把对美好生活的希冀“侨寓”到李子柒身上。这种双重“侨寓”的空间互文方法是产生乡土想象的契机,也使乡土想象的最终完成成为可能。参与节目的艺人大多都有离开家或侨寓异地的人生体验,只不过通常他们“侨寓”之地是在城市,而乡村综艺则将“侨寓”地选择在“空间转换”后的乡村。

这种反向迁徙的“侨寓”夹杂着新奇感、不适感和陌生感等异质感受,唤醒并催生出全新的人生体验。乡村综艺对“乡愁美学”的挖掘与唤醒,提升了电视综艺节目的美学境界,“乡愁美学的生成有利于弥合城乡对立的割裂态势,对于守护家园、弥合城乡差距、助力城乡一体化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有利于在城乡一体化中促进城乡文化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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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向度的寓居想象

健全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体系,需要政府、企业、个人三方面的共同努力:一要督促政府完善数据安全监管机制,推动侨寓使得城市身份的优越感和名人身份的成就感变得无足轻重,乡村综艺的每一个侨寓者在乡村之中会更加真实地面对自己、更加在乎与周围的同伴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现实的乡村成为被唤醒的“乡土”。这一点在《一路成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无论是梁家辉的父女关系还是徐锦江的父子关系,这种日常的亲情在异质的文化中获得新的联结,尽管游戏环节设计有些强人所难,但是侨寓的不适感和新奇感使得他们与成年子女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

乡村综艺引人入胜的地方就在于乡村生活的独特性。当这些充满地域色彩的乡村场景以观众意想不到的剪切方式被呈现出来的时候,观众就会对乡村富有传奇的耕读生活产生联想。因此,综艺里的乡村其实只是作为一个审美的空间而存在,乡村里的人物与活动,都是以“侨寓”的形式出现的,节目中的乡村只是他们生活中短暂“侨寓”的一段旅程,所有人都把这个“侨寓”的乡村作为迥异于都市的“他者”来对待。正如《漂亮的房子》试图参与到乡村居住环境的改造中去一样,节目包括体验农民的劳作过程如上山砍竹子并将竹子拖回到村庄里,但是这些日常生活不断地被明星之间的相互嬉闹打断,而漂亮房子建筑的全过程并没有被节目呈现出来,也没有节目嘉宾直接参与建造房子,节目和参与嘉宾都处在“游离”状态。“漂亮的房子”与节目没有任何“寓居”的关联,这让参与者失去了寓居的体验,也就缺少了地域想象的代入,未能突破固有的城市价值观。《漂亮的房子》原本藉助精准扶贫怀抱改造农村居住方式的理想,却落入“接济穷亲戚”的情怀里,没有把漂亮房子和改变居住环境的梦想统一起来,乡村在其中也就成为一个和日常现实毫无关连的异质空间而失去了精神寓所的作用。

就像《向往的生活》的“向往”、《青春旅社》的“青春”、《亲爱的客栈》的“亲爱的”一样,乡村综艺从一开始就被抽象为城市移民审美的追求,节目中对乡村现实生活的摹写也因此打上了理想化的痕迹。这种乌托邦的幻想多少有些超脱现实的边界,更容易被抽象成为移民们逃避现实的臆想。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乡村民宿和田园农家乐的新风尚获得了蓬勃发展,乡村被日常生活赋予了更多的现实政治意义。这种新的乡村价值观必将改变乡村综艺的格局与内涵,从《漂亮的房子》《亲爱的客栈》《三个院子》《向往的生活》等节目名称上就可以看到这种新的价值观刻意凸显出来的“寓居想象”。

“寓居想象”也因此可以被看成是在剥离故土情怀之后所形成的一种现实裸裎,可以被认为是城市移民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一种潜意识。这决定了乡村综艺的内容结构和叙事安排不能局限在线性叙事上,因为观众并不期望故事的本相,只关注精神向度的乡村。所以,尽管浙江卫视《漂亮的房子》组建了豪华的设计师团队,也费尽心思在浙江、安徽、福建、河北4省选择了4个古镇完成了4处房屋的重建,但是观众似乎并不买账,原因就在于节目过于注重现实政治意义上的乡村,而忽视了精神向度上的乡村,没有从生存担忧的角度激发城市移民对“寓居想象”的情感寄托。节目对地域空间真实性的刻意强调反而降低了观众的心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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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生产的精神自觉

新的生活方式

乡村综艺之所以能够成为爆款,至少包含着三个值得关注的内在因素: 一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大背景,这使得乡村综艺可以背书美丽中国的“乡村愿景”,这包含着对乡村未来发展的洞见与美好前景的想象; 二是社会期待的相对化诉求,这使得乡村综艺寄托了大众心理所普遍持有的同一性态度,代表了社会思潮可能的演化方向; 三是侨寓意识的中心化,乡村综艺击中了侨寓在快节奏压力下都市人口的共同焦虑,准确把握了当下社会对城市文化的反思,回归乡野、返璞归真成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共同体意愿。

皮埃尔·莱维认为流行的文化产品具有“文化吸引器”的作用,也就是通过文化产品可以把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观众召集到一起,并使这些观众相互之间产生价值的认同。乡村综艺节目是目前综艺节目市场出现的一种现象级的节目,无论是《向往的生活》还是《大地艺术家》等,所表达的乡村理念和生活方式都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将乡村天人合一的环境与返璞归真的理念结合在一起,采取了流量明星加盟的泛娱乐形态,讲究新的乡村生活方式引导,激发了对乡村生活美好向往的大众理想。这是乡村综艺节目对泛娱乐流行趋势做出积极响应的典型案例。

积极的人生态度

亨利·詹金斯认为文化产品具有“文化催化剂”的作用 ,指的是文化产品提供了一个文本,观众可以借助这个文本对更多文本进行互文式解读,起到知识催化的作用。乡村综艺节目不同于传统快节奏的选秀节目,乡村生活的慢节奏具有纾解城市生活巨大压力的安抚作用。花费不多的金钱亲自动手,就可以在乡村建造一处漂亮的房子,这或多或少对被高房价笼罩的城市青年产生了一些抚慰作用,使得回归真实的乡村生活不再是空想。

乡村综艺节目所建构的“乡村场域”,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高度契合,成为社会发展、传统延续和生活理想的结合体。乡村综艺节目构建了一个认知中国当代乡村社会进步的影像形式,尽管这种影像是按照特定的逻辑或者动机构建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化景观,但是它无形之中成为“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 ,使得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被节目所营造的现实场域所影响。节目场域所衍生的乡村空间与当代中国之间形成的交流、对话与互文关系,引导观众按图索骥寻求对当代中国变迁的重新解读、重新体验和情感阐述,在城乡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之间寻求一种新的、更加平衡的视角。

成熟的国民气质

综艺娱乐节目长期以来在声光电上追求感官刺激,这种外在刺激很容易降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热情。而缺少了现实世界的参与和体认,纯粹的娱乐无法给人们带来意义与价值的升华,娱乐的内容也会因此陷入到浅薄粗陋之中,最终也会使得节目失去对大众生活的导向作用,这也是综艺娱乐节目一直以来被诟病和被规训的原因所在。乡村综艺节目的贡献在于,以朴素的手法展现了当代中国充满生机的乡村图景,使得节目成为这个时代乡村审美的新维度; 通过娱乐的形式塑造了新时代大众文化关于乡村的想象,也使得这种想象成为一个时代可以交互与沟通的审美情感,而正是这种情感才把一个时代关于乡村的体验变成一代人的“乡愁共振”。在泛娱乐步步进逼、当代中国精神不断消隐和退却中,乡村综艺开启了在现实政治语境中生成中国精神的一种路径尝试。

因此,乡村综艺节目通过维系乡村精神的传统,在日常生存意义上的乡村与现实政治意义上的乡村、乡土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和故土家园意义上的乡村之间形成对话,因应了个体生存的价值与意义的诸多回应,为综艺娱乐如何介入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提供了借鉴意义。乡村综艺节目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可,关键就在于这一综艺新类型相较于节奏比较激烈的传统综艺,可以让观众更乐意发现日常生活的乐趣,并在发现乡村的审美情操中融合进当代的国民气质,激发出对当下生活的热爱和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这体现出娱乐对现实生活的干预作用,即在乡愁共振的情感召唤和寓居想象的生活图景中塑造新的国民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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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乡村综艺的艺术理性

乡村综艺是在链接下沉与内容民间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新的综艺形式显然受到了内容生产的价值取向和现实流行的是非观念的交互影响,在这两者的交互作用下乡村综艺成为流行文化和现实政治之间冲突与和解的样本,成为当下乡土文化与现实政治之间的一种对话方式。乡村综艺的崛起是综艺节目走向成熟自信的一种表现,也是导向生产与流行话语在当代中国精神下的汇聚。

作为综艺节目成熟的一种理性自觉,乡村综艺的兴起可以说是传统农业社会衰退、传统农民消失和农村共同体瓦解的前兆。由衰退、消失、瓦解所引起的焦虑以及由“乡愁共振”所产生的社会思潮,成为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社会心理问题。因此,乡村综艺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急遽变化的一个缩影,乡村综艺也在挖掘乡愁这一丰富的审美情结中表现了自然与人的有机结合。节目所表现出来的享受自然、享受原生态农业的喜悦和朝气蓬勃的乡间生存状态,展示给我们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体现出与现代社会相联结的新的价值观,成为可以期待的新型乡村社会发展的未来蓝图。

虽然遍及乡村的农业资本主义已经兴起,使得乡村同一性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是,乡村综艺却试图在塑造现代伦理上为我们制造精神共同体的情感和认知,这种伦理责任的指向性将使得乡村综艺在建构民族共同体方面具有重要召唤作用。作为族群聚居或者社群杂居的村庄很长时间以来都被视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社区,每一次现实政治的入侵都会成为这个共同体疏离与异化的重要诱因,同时,这种疏离与异化也为乡村自我修复提供了一种新可能。

当然,目前乡村综艺节目还有诸多不足,比如乡村生活作为原本需要突出的主题在节目中被弱化; 节目出于对粉丝趣味的过度迎合,在放大明星噱头上过度用力; 乡村作为一种真实性的叙事场景没有得到完整的体现等。节目组不应该仅仅把乡村当成明星旅程的目的地,而是应该在乡村变化的环境中探索当代中国乡村新的美学。但是,乡村综艺所开启的乡村体验、乡村视角却无疑值得肯定,它将青少年观众的注意力从局限于娱乐的形式和游戏的环节,转移到广阔的天地间,鼓励青少年群体走出去,学会自己观察、自己体验。乡村综艺提倡这种直面日常生活与现实政治的勇气的做法无疑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尝试。


本文转自《现代传播》2020年第12期陈接峰、冀铮——《乡愁共振与寓居想象:乡村综艺的双重侨寓》


唐文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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