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躺平文化的建构：基于青年亚文化视角

【摘要】本文采用民族志方法收集了中国 100 名青年“躺平族”的原始数据，运用扎根理论进行分析，发现数字时代的躺平文化在与主文化的不断对抗和接合过程中，呈现建构力量多元化，作用空间网络化，抵抗对象具体化、多样化、动态化，以及抵抗性质温和但影响深远的特点，不断接近葛兰西所说的“均势妥协”状态，从而建构起三种躺平文化形态：对抗式躺平、疏离式躺平和折中式躺平。研究认为，数字时代的躺平文化并非简单的网络传播现象，而是折射出在复杂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青年群体面对巨大社会压力时，建构出一种自我解压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关键词】躺平 ；青年亚文化；扎根理论 ；对抗式；疏离式 ；折中式躺平 

“躺平”被认为是人们决定放弃靠拼命工作攒钱因此不断产生焦虑且伤身的生活模式，而采取主动降低自身欲望，从而缓解生存压力的一种生活哲学（谦逊好学盛老师，2021）。2021 年6 月，微博上一项超 24 万人次参与的投票显示，60% 的网友选择躺平（The Economist，2021）。

在“躺平”引发热议时，针对“躺平”却存在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一方面，大量网友认为“躺平即正义”，“躺平”表征着青年群体避免低水平竞争与重复内耗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部分社会名人和主流媒体认为“躺平可耻”，将“躺平”定义为“年轻人初入社会受挫后就放飞自我、一躺了之的怯懦”（鲍南，2021），多位大学教授告诫毕业生要珍惜时光，“不要听信躺平那些鬼话”（刘志杰，2021）。这些争议为理解“躺平”提供了正反双方的视角，但简单地指责“躺平”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可能让身处困境中的年轻人更加抵触，而青年群体坚持己见、高呼“躺平万岁”也无益于其现实困境的根本性解决。

“躺平文化”由青年创造，在青年中传播，它反映了青年的身份认同与价值理念，是当代文化图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理解青年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而数字时代，青年亚文化呈现出更加复杂和多样的文化形态。本文立足于数字技术背景与宏观社会现实，分析青年群体“躺平”的具体策略和动态过程，建构躺平文化形成的力量场域，勾勒躺平文化与主流文化对抗、疏离、接触甚至展开合作的全过程，进而探寻社会转型期青年群体的心态特征及成因，以更有针对性地回应青年群体的心理诉求。

既有文献认为，商业化的互联网媒介使得任何社会热词都有机会上升为现象级问题（吴明琦，朱晨静，2022）。网络作为全面参与、海量信息的即时分享平台，助力了“躺平”的流行（马若宏，杜敏，2021）。大众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与分享中将“躺平”从流行语发展成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风格符号，将其拼贴到各自生活中后赋予“躺平”以新的含义。

“躺平”原指身体姿态的“什么都不做”及行为指向的“葛优躺”，在社交媒体传播中，网民通过图、文、影像等多媒介形式再生产如“做啥都没用，不如直接躺平”、“只要我躺得够快，资本就剥削不到我”，以及“社会险恶，先躺为敬”等“躺平”语录与表情包，赋予了“躺平”以抵抗资本剥削、主动退出竞争的新意义。由此，在媒介的助推下，“躺平”这一身体姿态在大众的群体性参与和传播中成为集体心智、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与社会文化心理（付茜茜，2022），其传播如同一种“话语流射”，引发了社会“反弹性热议”，在话语回声中烘托出一种社会的“接受共鸣”（令小熊，李春丽，2022）。

躺平文化来源于社会现象，它有着深层次的价值表达，“躺平文化”不同于强调“奋斗与努力”的主流文化，它蕴含着部分青年群体鲜明的价值理念。然而，需要明晰的是，躺平文化只是“话语场”中的“次生文化现象”。文化表面上看只不过描述了现实，但实际上它建构了现实，只有在文化之中，世界才能被赋予意义，而意义为人们的日常行为设立了规范（约翰·斯道雷，2019：109）。奉行“努力无望就低欲望生活、不工作不买房”的“躺平文化”并非主流，在文化场域中属于一种次属地位，属于青年亚文化。

“躺平文化”作为社交媒体时代大众通过拼贴、分享与传播而形成的一种青年亚文化，既具有青年亚文化的共性，又具有数字时代青年亚文化的特性。躺平文化既具有数字时代青年亚文化的传播方式、表达方式、生存方式，又具有前数字时代青年亚文化研究所言的象征性解决、“风格化抵抗”性质、碎片化与流动化的空间等特点。一方面，“躺平”诞生于具有多向交互特性的网络媒介环境氛围中，有着碎片化和传播速度快等共性，新媒介技术赋予了人们更大的自由和空间去建构充满“抵抗”风格和意味的亚文化，通过对“躺平”等网络热门语言的拼贴，青年群体参与亚文化建构与传播的便捷性大大提升（付茜茜，2022）。另一方面，部分主流媒体与社会名人对“躺平”的再定义契合了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支配集团通过贴标签来制造道德恐慌的理论。而躺平族在高压下寻求的“退出主流期待”、低欲望生活等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只是躺平族自己的“象征性解决”方法。

本研究立足于数字时代和中国社会现实，从一手数据出发，对青年躺平族进行长期的、近距离的观察和思考，综合躺平族在线上与线下空间的表现，尝试解决研究问题：数字时代语境下，躺平文化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是如何建构的？

研究发现，作为青年亚文化的躺平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并非静态固化，而是呈现出动态建构的特点。根据躺平文化与主文化的距离远近与对抗程度，躺平文化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三种形态：对抗式躺平、疏离式躺平和折中式躺平。

（一）对抗式躺平：多重压力下的主动退出

1. 表现：多维度的主动退出

经济消费上，躺平族追求低欲望生活，就业意愿低下，选择不工作或工作只为了“糊口”。为了应对收入减少，躺平族在物欲上主动降低消费水平。社会关系上，躺平族追求不婚不育、现实中低社交和网络上的相对活跃。思想观念上，躺平族呈现出主动躺平、合理化躺平的倾向。挣脱主流价值观束缚后的躺平族开始给躺平赋予意义，接纳自我主动躺平、不事生产的选择，认为躺平只是不上班，但不意味着不积极、不热爱生活。生活方式上，躺平族呈现出慢节奏生活、自由快乐、亲近自然的特点。

2. 溯因：多重压力下的“主体觉醒”

职场压力是躺平最主要的原因。职场内卷现象严重，努力和付出不成正比使躺平族想“逃离内卷”。生活压力大、社会阶层固化、文化环境、个人性格和疫情是躺平的重要推力。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发现疫情是影响躺平的重要节点。疫情一方面让躺平族有更多时间思考真正想要什么，另一方面，疫情也影响了躺平族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在这种背景下，躺平族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意识到机械劳动让人丧失主体性，通过自反性认识到了自己的“普通平庸”和“人生的无意义”，因而选择躺平，达到认知协调。

既有文献多集中于躺平族为何“想躺平”，较少研究如何“躺得平”。本研究发现，躺平族之所以“躺得平”，离不开社会支持、家庭支持和个人收入。快递、外卖业的发达为躺平族提供了生活上的便利。网络媒介的发达使得躺平族即使足不出户也不会与社会脱节。家中提供兜底支持，让躺平族也能安心躺平，家庭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为青年暂时性失业提供了经济基础（谭杰，吴强，2021）。

3. 小结

在巨大的职场、生活压力之下，躺平族主体意识觉醒，反思主流叙事的合理性，认为机械劳动下的自己“丧失主体性”，过度内卷下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因而选择退出主文化倡导的奋斗、竞争、责任的叙事逻辑，选择“不消费不工作不努力不结婚不生子、活着就行”的躺平逻辑，从而建构起对抗式躺平文化形态。

（二）疏离式躺平：主文化批评下的“惹不起躲得起”

1. 表现：圈地自萌式躺平与习得性无助

躺平族在文化符号上进行多元化创作。躺平豆瓣小组“被炸”后，其组员迁移到“向日葵”小组进行互动。组员通过拼音命名（“tangping”、“tp”）、同义替代（“葛优平”）、反向命名（“努力、奋斗”）等方式隐晦表达“躺平”。在特定的圈子里追求特定话语形式，是通过某种符号化形式来彰显身份、寻求认同、收获归属（阎国华，宋京姝，2021）。躺平族通过生产一系列文化符号，以加强对躺平文化的集体认同，廓清躺平文化的边界。部分躺平族经历长时间的职场挫败和不工作后，开始出现自我贬低式认知甚至习得性无助心理，用“废物”、“渣渣”自称。

2. 溯因：主文化批评与网络可供性

主文化“打压”使躺平文化选择主动远离、“圈地自萌”。在社交平台封锁话题和社区时，躺平族自创一套新的文化符号进行沟通和文化建构。主流媒体的“刚性反驳”反而促进了“躺平”快速传播（刘博，董倩倩，2021）。网络空间的包容性、匿名性使躺平族能进行相对自由的意见表达与情绪宣泄，但互联网是把双刃剑，“丧文化”的流行使躺平族出现自我贬损性认知和习得性无助心理。

3. 小结

面对主文化的各种批评，躺平族退居到其擅长的网络社区如豆瓣小组，刻意与主文化保持距离，内部交流不断加强，并通过多元化生产文化符号，进一步丰富躺平文化的内涵，从而建构起疏离式躺平文化形态。

（三）折中式躺平：对主文化“均势妥协”的奔赴

1. 表现：主文化收编与折中式对抗

对抗式躺平和疏离式躺平都与主文化“刻意保持距离”，但躺平族与主文化的关系还可能走向接触甚至融合，这就是折中式躺平，表现为被动收编与折中对抗两种趋向。

（1）被动收编

在“躺平即正义”的呼声愈演愈烈时，主流媒体纷纷发声。中央相关部门发布微博指出“当代年轻人从未选择躺平”，列举了疫情期间的白衣战士、边境的人民子弟、航天中心的年轻科研人员来说明青年一代不负使命、不负家国，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从未躺平。主流媒体刊发文章《“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谴责躺平主义有害，被纷纷转载。地方政府发布公众号文章《踔厉奋发拒绝躺平 | 开展寻找身边的“躺平者”活动》，以评选“躺平者”活动号召各级干部破除“躺平”思想，从“躺平”中起身，做一名站得起、立得直、行得稳的干部。主流意识形态将躺平文化看作是“奋斗”、“责任”、“担当”等主流价值观念的“破坏者”，试图通过对“躺平”概念的再定义，利用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引导青年认可以奋斗精神为代表的主流价值观，从而牢牢把握话语权，实现对躺平文化的收编。

（2）折中对抗

折中对抗的躺平族一边工作一边在网络空间呼吁“躺平即正义”，网络空间为这类躺平族提供了交流的空间。有些躺平族通过间隔式躺平、工作但是“划水”、为自己工作来进行折中对抗。间隔式躺平是指躺平族像候鸟一样，隔一段时间回到特定地点（如大理）定居，或者把躺平当作一种短期休息。工作但是“划水”是指工作偷懒，加班不争先，“到点就走”。也有躺平族表示自己虽然工作，但是为了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工作，“而不是为他人做嫁衣”。

2.溯因：自我正当化和躺平“后遗症”

折中对抗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为了抗衡朋辈压力和社会比较造成的心理压力，躺平族只能言语上躺平但行为上努力。另一方面，躺平族躺平后由于缺乏自律和合理的生活规划，产生财务焦虑和生存焦虑，面临着严重的躺平“后遗症”。此外，缺少持续的经济收入导致无法持续躺平，必须折中工作。

3. 小结

葛兰西认为大众文化是平衡“抵抗”与“收编”两股力量的不稳定的“场”，其内部包含着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混合体。多种力量之间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构成了“均势妥协”的状态。本文使用“均势妥协”概念以描述躺平文化与主文化对抗与接合的复杂过程。一方面，主文化在意识形态层面通过定义“躺平”的概念，对躺平文化进行收编。另一方面，躺平族通过在商业平台上宣传自身、言语上躺平行动上努力、转向体力劳动或数字零工等方式进行折中式对抗。躺平文化与主文化的接合过程不再是对抗 - 收编的方式，而是转向互动 - 协商（罗红杰，2020），它同时包含着“抵抗”与“收编”，二者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和观察躺平族，深入个体生命困境，分析了数字媒体环境下，躺平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躺平现象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产生，借助数字化网络得以存活和发展，经历了躺平族的线下实践 - 线上发声的正向反馈，极具代表性地体现了网络社会中亚文化的构建路径。研究认为，基于与主文化的关系视角，躺平文化在建构过程中呈现出三种形态：对抗式躺平、疏离式躺平和折中式躺平，并表现出躺平文化的建构力量多元化，作用空间网络化，抵抗对象具体化、多样化、动态化，以及抵抗性质温和但影响深远的特点。

访谈最后，躺平族表示虽然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但大多数都不认为躺平是一个大趋势。成为一种流行词汇，大家就会产生共鸣。受访的躺平族认为，现实中，真正付诸躺平行动的人很少，人们常常被困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束缚中，有些人即使具备躺平的条件，但碍于结构性压力也不会迈出那一步，而真正能够做到躺平的人则一定是拥有足够社会资本的人，也就是说他要“躺得起”，除此之外还要敢想敢做。

综上所述，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面临复杂的社会境况，产生于这一环境中的躺平文化具有复杂性，不能简单地批评躺平族了事。躺平现象也并非仅仅是网络传播现象，在不同阶段不同条件下的躺平文化具有不同的特征。躺平文化折射出当代青年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挣脱主流成功标准的束缚，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与实践体系的新趋势。面对躺平文化，官方和主流媒体应该明晰躺平文化各个形态的特征及成因，了解躺平族在每个形态中的心理特征，因势利导，帮助解决青年群体面临的社会问题。面对内卷，选择躺平还是奋斗？应该具备怎样的人生态度？正如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院长孙向晨（2021）所说，正常的竞争是生命的节奏，该休息时休息，该进取时进取，该竞争时竞争，该放弃时放弃，这是最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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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涵|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