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教育新媒体暨舆情研究中心

网络化城市中视障者的“不/可见性政治”——从残障视角反思媒介技术界面

作者:谢卓潇


摘要:本研究以可见性作为切入点思考残障视角下的媒介技术界面实践和影响。笔者分析了视障者在城市中遭遇了网络化的身份追踪和管理、视窗化操作的具身界面交互和界面化空间移动的感官适应问题,以及视障人群不得不为适应相关技术预设而作出的努力。本文借此讨论网络化城市中技术复杂化的“不/可见性政治”。研究认为,网络化和高度媒介化的城市生活中,视障者面对的不只是符号意义上的不可见(“身份”或“形象”),更重要的是媒介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见性困境,即,媒介技术在具体时空下对感知的凸显与遮蔽。视觉中心主义主导下的媒介界面操作强加了健全主义“看见”方式的技术使用要求,并据此对使用人群加以区分和排序。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化的感知和凝视是窄视的,界面上下某些方面身体活动和感官体验的“消失”和“截除”使得相关的人和行动亦“不可见”。

关键词:视障者、可见性政治、网络化城市、媒介界面、技术研究

一、引言

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肆虐,人们被迫缩减物理活动空间范围和频率,调整线上线下生活以适应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安排。疫情进一步推动了城市中媒介技术的覆盖和网络化生活的进程。普通人网络化“移动”体验愈加繁复,上网课、网络直播、网络会议、远程协同、出行扫码和定位打卡成为日常媒介技术实践。相关的媒介技术更迭对存在传播和技术鸿沟的人群来说可谓喜忧参半。我国残疾人总人口约8500万人,视力残疾约1700万人。一方面残疾人借助媒介技术,能拓展信息感知方式、现实和虚拟身体移动体验、乃至身体潜能,另一方面技术服务和操作要求的快速更迭又使许多残疾人被技术抛下。

在当前网络化的城市生活中,许多技术设计规则暗含健全主义和视觉中心主义设定,这两者在媒介环境设计中经常紧密相关。诸多研究仍限于功能主义取向的传播效果分析和符号表征层面的社会文化批判,反思媒介视觉中心主义技术设定和运作逻辑的研究并不多。本研究围绕媒介技术界面上下的空间感知、具身信息交互和体感适应来思考媒介技术对视障人群的影响,强调透过它生成的媒介地理、社会空间开展物质主义和社会关系的分析,批判网络化城市中的健全主义和视觉中心主义媒介技术应用过程,讨论媒介化带来的可见与遮蔽(胡翼青,王沐之,2022)。

二、网络化城市空间中的媒介技术

界面和残障身体研究

可见性政治在本文中的内涵包含传统意义上的符号表征和社会技术意义上的可感可知层面。本研究认为,可见性是探讨网络化城市空间中的媒介技术和残障身体的重要问题,透过对残障媒介技术研究相关的不/可见性的批判分析,可以增加媒介技术理论化思考。

(一)网络化城市中的媒介技术:界面操作的视觉中心主义

媒介技术和其带来的城市空间体验和实践变化是近年来的技术畅想之一。在关于“网络化城市”和“地理媒介”的论述中,麦夸尔认为数字化媒介与城市空间高度嵌合(McQuire,2016)。经由地理媒介和数字化导航,人们获得了无处不在的位置感知,城市生活的“场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和扩展。媒介界面操作使得人的身份行动和肉身在不同空间中可见可感(Farman,2012),反之,媒介界面(例如城市数字地图)忽略的地点信息与周边人的生活轨迹就仿佛销声匿迹,在现实中如同不存在。秦兰珺有关城市数字地图背后的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体制的研究正说明了这一点(秦兰珺,2022)。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高度网络化的城市生活不仅依赖身体感官的视觉,媒介化地“看”与“被看”似乎同样重要。

有研究认为,技术移动性和移动媒体既赋予残障人群表达空间,也给残障人士带来混杂、甚至矛盾的生活体验(Alper,2017;Goggin & Newell,2002)。本研究呼应这些学者的同时,希望推进对网络化城市中的媒介技术设定和实践逻辑的理论化分析。研究从“可见性”切入,探讨网络化城市空间中的媒介技术和残障身体问题,即,媒介化技术在重塑界面、身体与空间感知的过程中,如何意味着更多面、更隐蔽的社会技术性的可见与遮蔽(胡翼青,王沐之,2022)。

(二)媒介技术与残障身体:界面上下的视障不/可见性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残疾(或称残障)至少包括生理和社会层面。前者-生理残缺指向的是某些身体状态,后者-残疾指向的还有由身体机能缺失引发的诸多社会层面的排除的问题关切。

“可见性”问题在媒介效果和文化研究中并不罕见。已有的媒介研究讨论的“可见性政治”大致涉及媒介空间中的三类政治(即,不平等关系):(1)行为的可视化和显见程度差异;(2)自我言说和身份展示的社会文化内涵塑造;(3)可见形象的政治经济学控制。当前残障研究关于“可见”与“不可见”的讨论也主要在传统意义上讨论媒介中能见度的问题,盲人如何在社会舞台中建构自我身份,从隐形变得可见(郭伟婷,姜洪伟,2021);或者可见与不可见的矛盾存在于媒介文本的符码转换,例如,视障题材电影中盲人的视听感知呈现(徐竟涵,2022)。

结合上述关于可见性的文献讨论,本文认为媒介研究中视障者的“不可见性政治”应当包含对视障的社会建构(即,盲人身份和身体的偏见与忽视)和身体-技术的社会建构(即,视觉中心主义的媒介技术系统预设)的双重批判。更进一步,把身体-技术“可见性”批判落实到网络化城市、高度媒介化的环境中展开分析,这种具体时空的技术分析应当关注媒介本体论意义上塑造的可见性与不可见,即,媒介技术在具体时空场景下对感知的凸显与遮蔽。

基于上述思考,笔者提出三个研究问题:(1)在当前网络化城市空间中,视障者围绕媒介技术界面获得什么样的体验?(2)在特定媒介化空间中,相关的媒介技术设定如何形塑“不/可见性政治”?(3)视障者如何理解、适应或反思目前的媒介技术?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说的视觉障碍包括全盲、半盲、弱视和色盲。研究对象为视障网民,包括国家残疾人划分标准下的视力残疾和受视觉障碍影响的人群。国家标准界定的视力残疾包括盲及低视力,指各种原因导致双眼视力障碍或视野缩小,以致影响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然而,笔者并不打算仅就视觉障碍人群本身而言讨论信息无障碍,而是将残障视作光谱式、情境化的概念,因为不同的人在特定阶段也会体验“残缺”,例如孕妇、病患和老年时期。本研究希望针对视觉障碍的现象特质,而非本质化的研究对象来反思视觉中心主义和技术障碍。

本研究的调查基于多点民族志(北京、上海、南京、贵阳的线上和线下调查)的思路开展访谈和观察。研究中笔者不仅仅通过访谈获得报告人的信息,也多次进行实地观察,与其中部分人在生活中交流对谈。研究的访谈通过网络语音或线下观察时多次访谈的形式来完成,因此研究材料混合了笔者自己对多个城市的观察和报告人自己的观察与体验。

四、界面上下视障者的

“不/可见性政治”:三类问题

(一)“视而不见”的小区门店:数字界面背后的单向凝视(传播)问题

盲人在城市中物理层面上不可见的结构性因素是多重的,表面上是城市无障碍设施参差不齐使得很多盲人望而却步,实际上更深层的是既有身体观带来的一系列观念、教育、就业方面的社会排斥(刘慧,2019),以及技术设施、设计者和行动者之间的观念错位(邱大昕,2008)。一方面,当前城市公共交通和媒介设施的无障碍改造刚刚起步,盲人依旧很难在公共空间自由活动。另一方面,部分视障者对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凝视和歧视比较敏感,主观上避免在公共场所暴露身份(202001ME、202304E)。本研究中的一位报告人提到,不想让人知道自己视力不好,看不见的人在城市独自出行不仅面临很多环境障碍,显露盲人身份还可能遇到很多不必要的危险情况 (202304B)。以减少视障者本就受限的移动性来保护他们,是一种视而不见——社会性地忽视残障身体。这是本研究强调的,网络化城市中盲人按摩店遭遇的单向的看与被看见。或许需要思考,社会观念是否某种程度削弱了某些盲人外出的意愿,使之在公共场所不可见,与此同时公共视野下的不可见又可能反作用于残障设施的设计和残障治理的模式。

更重要的是,平台化和数字化媒介加剧了这种单向性。在盲人按摩店的情境中,有两个看见盲人的时刻:他们附属于数字地图中的一个“兴趣点”(POI),在界面中以店铺信息的方式呈现;他们是盲人按摩场所的劳动者,消费者到店挑选,随即在狭小的按摩房里“上钟”,完成平台订单的一个时间切片。他们的存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幽灵劳动”(ghost work),背后指向平台经济的数字化身份追踪与管理,肉身劳动附属于平台界面的“可见性生意”的运作逻辑(高艺,吴梦瑶,陈旭,孙萍,2022):盲人按摩场所与盲人身份和物理意义上的存在融为一体,以服务平台或数字地图的搜索界面得以可见、可及和可用,去掉了消费关系,活生生的盲人劳动者在城市中又是一种“隐形”的存在。在特殊时期,城市中缺乏可见性的盲人,很难利用社会能见度资源争取利益(潘忠党,2003)。可见性的缺乏也减弱了一些人主动使用技术的意愿,以及在技术不适应时主动协商的倾向。

(二)“对不上焦”的平台界面:视障者的具身信息交互问题

几乎所有访谈对象都谈到过界面“对不上焦”的情况,手机、电脑中许多视窗化的界面操作程序在不同情境中设置了技术壁垒。视窗化的媒介界面给视障者带来了许多“对不上焦”等具身信息交互困境,视障者不得不适应相关的技术要求,或是放弃需求成为“其他版本”的使用者,或是采取一些另类的技术操作来适应明眼人界面化的传播习惯。这样的设计思路并不难改,施伯烨(2008)的调查发现,网页或程序设计可以通过至少两方面来照顾盲人在不同界面与感官之间的转换:首先是从纯文字沟通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在视窗界面中将文字的可能性加以发挥,其次是加强非视觉导向的即时性人机互动,由此召回多感官体验的可能性。简言之,平台界面需要更多非视觉的交互模式作为补充。

(三)行走在“看不见的城市”:界面化空间的适应问题

媒介化辅具、数字地图和导航工具产生的媒介化和空间身体的空间场是不同的,视障者需要调适不同的位置感知模式。在步行导航的场景下,视障人群内部对界面化空间和指路信息精度的要求也有差异。部分低视力人群根据明眼人用的导航(百度、高德地图等)出行经常会绕路,但结合残余视力和其他辅助方式能够完成短距离出行(202304B;202304D)。相比之下,全盲的人对导航精度要求非常高,有时甚至要精确到10公分,不然还是找不到门(202304E)。如果进一步观察明眼人常用的导航界面会发现,读屏嵌入地图发出语音提示的逻辑也是把看见的东西转成文字,然后再转码为声音信息提示。读屏只能读到文字部分的信息,同时技术设定默认语音提示和文字是配合视觉地图显示的。这并不能脱离视觉通道来延伸使用者对所处空间的认识,因为这个过程目前的感官补偿还是由地图界面的视觉逻辑主导的。

其次是多感官信息分离与整合,城市中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环境信号强度有着明显差异。整体上高度依赖界面化的环境和辅助出行手段减弱了城市设计者对与视觉信号不同的辅助方式的重视程度,例如触觉(盲道、扶手、盲杖)或者听觉(过马路、等公交时的定点提示音)。虽然城市中增加了不少盲道,但在实际出行时盲道的辅助功能没有很好地融入整个城市无障碍环境中,媒介设施与环境设施各行其是。公共场所的盲道在显眼处有时起到装饰性作用,有时甚至妨碍盲人或者明眼人走路(202210A)。视障者的经验反映出网络化城市的感官失序,城市无障碍环境建构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断裂。非视觉行动无障碍不是一种特有的需求,因为许多针对界面化空间的适应问题也不是视障人群独有的体验,明眼人在网络化城市行走也会遇到暂时“视觉失灵”和界面化空间“失焦”的情形。

五、网络化城市中技术界面的

“不/可见性政治”

(一)游走在网络化城市面对的技术感知障碍

基于此,本文的第一个论点是,网络化城市中媒介化的能见、可感和凝视是有限度的,本身是技术窄视的。从城市整体环境来看,视觉化媒介实践强化的混合空间和空间排序,带来了复杂的、不同的周边和地方感,同时使得身体的知觉场加入许多媒介化要素。媒介实践作为个人化身占据的社会空间,需要把线下的身体、人的身份、实时且合乎媒介界面设定的数据行动都加入进来。然而以视觉为导向的媒介化空间的技术映射逻辑,正如“扫码”面对的机器之眼,可能排除了视域之外的人群。整体上看,视障者认为媒介技术的确赋予他们日常生活更多的可能性,网络化城市的技术赋能与障碍并存。

(二)技术复杂化的不/可见性政治

进一步,本文的第二个论点是,对于笔者接触的视障者来说,网络化城市中的不可见政治,不仅是以前媒介研究里谈过的符号象征问题,还是社会文化意义上和技术意义上共生的不可见问题。网络化和高度媒介化的城市生活中,视障者面对的可见性困境除了符号意义上的“身份”或“形象”,还有移动传播设备、网络平台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功能性“分隔”或“去除”。视障者在城市中遭遇了网络化的身份追踪和管理、视窗化操作的具身界面交互和界面化空间移动的感官适应等三类问题,这些问题在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的功能衔接与置换过程中催生了一系列技术复杂化的不/可见性政治。

本研究还发现,在国家移动互联网“盲道”建设和无障碍改造的推动下,视听障碍的媒介接入情况有了一定改善,但由于许多媒介技术设计首先预设了主要的使用者,对视障等非主流用户群多采取另设一个保留核心板块的简易版本(白名单用户、大字版用户或语音版用户),即,将特定人群排除出特定复杂技术层外。视障者要么被动适应界面化的技术操作,要么沦为技术的圈外人。这很可能造成媒介技术场景对使用人群的社会区分、排序乃至歧视。城市化、服务劳动商品化、平台经济和疫情防控加剧时强制性技术的接入,使得我们必须卷入这种网络化的城市。高度卷入媒介化、移动化需求的空间实践和具身技术实践如果是单一的逻辑,那“技术不适者”就很容易面临嵌入和脱嵌这两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对被技术逻辑排斥的人群的破坏性会是更强烈的。


六、结论:网络化城市中技术关系

遮蔽与解蔽

本文透过视障者生活中的三类故事来探讨相关的媒介技术问题——网络化城市语境下,不同媒介技术物的部署如何形塑了新的“不/可见性政治”。首先,网络化城市中媒介界面互动场景的技术逻辑高度依赖视觉化读屏交互,限制了视障者利用媒介化得以能见、可感和可见的实践潜能。其次,在网络化的身份追踪和管理、视窗化操作的具身界面交互和界面化空间移动的感官适应过程中,视障者社会文化意义上和技术意义上共生的不可见被放大,社会技术不平等被加剧。因此,本研究认为,在媒介化进程不断加深的当下,改变视障者在城市生活的诸多困境不应该局限在争取社会能见度和关注度,社会平等还应体现在提倡生存论意义上多元化的感官和社会技术实践。

基于上述经验发现,本研究希望进一步讨论,视障在网络化城市中的不可见困境背后折射的两组技术理念和它们背后的误区。其一是人对技术与自身关系理解的误区。在本研究中,无论是视障者还是“不在场”的健视者都可能有意无意夸大了技术的力量,觉得“技术的应许”便是依赖它解决所有的问题。回到了媒介技术、残障地理学和城市传播的问题意识,我们要做的既不是完全迷信技术,同样我们又不能完全地抵制技术,而是把技术与人的共生关系编织到城市的网络之中(孙玮,2015;吴予敏,2014)。这就联系到第二点——改变当前城市化进程中技术应用的理念和社会嵌入的误区。技术应该带来的是增强社会关系、社会交往以及技术,它的可见和不可见依赖于人与技术结合方式的多重性与开放性,而不是反过来让特定技术与理想的使用者绑定后带来更大的区隔。

本文转自《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5期  谢卓潇 《网络化城市中视障者的“不/可见性政治”——从残障视角反思媒介技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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