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迹、重构与区隔: 生命历程视角下老年群体数字分化

【摘要】 老年群体和其他世代群体间的数字鸿沟问题已引起高度重视，而老年群体内部因信息差距而产生并在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却鲜有人关注。当今老年一代与媒介和技术共处中呈现出的独特性，源于这一代人特定的人生轨迹与生命历程。基于对 61 位受访老人智能媒体使用情况的日志式记录和半结构化访谈，用 NVIVO 质性分析软件描绘老人媒介使用轨迹，揭示老年群体内部信息分化与个体生命历程以及宏观的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老年群体数字分化是个体能动性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关键性生命事件、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网络、个体能动性、时空契合度等因素影响老人数字媒体接触意愿与使用习惯，最终在老年人群内部形成数字技能、数字素养、认知水平三个层面的分化。

【关键词】 生命历程; 老年群体; 数字分化; 轨迹; 重构

使用主体信息能力的差异会导致迥异的信息使用效果。目前，这种数字分化在老年人中已经有所体现。一方面，部分走在时代前沿的老人享受着技术带来的便捷，通过网络平台延续实现个人价值，利用数字技术拓宽自己晚年生活的宽度。另一方面，仍有相当多的老人徘徊在信息社会门外，接触智能媒体、融入数字化生活的意愿较低。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代际理论中提到: 每代中的人处理事情的不同方式构成了独立的“世代单元” ，在生物学上同时代出生的一代人，经历了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具有相接近的价值观、生活模式、知识信息结构以及社会行为方式，共有集体记忆，形成“事实世代”。然而如上所述，在智媒时代的老年群体中，“世代单元”概念出现了裂痕，“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有效应用而导出的人类社会的不同信息活动主体之间的信息差距及其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正在蔓延。一般而言，世代人群内部的区隔与分化往往是个人经历、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此，本研究引入生命历程理论，探讨当代老年人数字分化现象的内在根源。

（一）新媒体时代的老年群体

老年人以“数字移民”“数字难民”身份进 入信息社会所引发的数字化生存困境是学者们最先聚焦的问题。建构“智能养老生活新媒体系统”，不但能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同时也给新媒体产业的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服务创新空间。由此，人们在老龄化与数字化的碰撞中看到的不再仅仅是挑战，还有机遇和红利，“积极老龄化”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老年群体虽然在新媒体赋权下有可能成为数字时代的新型“银发力量”，但是诸多主客观因素仍是阻碍老年人接触与使用新媒体的障碍。研究发现，信息因素、人际因素、个人因素可直接影响或通过信息可信度感知的中介作用影响老年用户的数字信息采纳行为，认知需求、社交动机、情感动机以及享受动机等都是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因此，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问题仍然任重道远，横亘在老年群体面前的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应该结合日常媒介使用的生活场景，在家庭反哺的基础上鼓励老年人同辈间的互动支持。以上研究仍沿用“世代”的思维视角，将老年群体看作概化的群体进行画像描绘，更多关注老年群体与其他世代群体的数字鸿沟，而没有聚焦到老年人群内部的数字分化问题。

（二）老年群体与生命历程理论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关于移民问题的研究被认为是生命历程研究的开端。该理论主要研究社会变迁、生活事件对个体生命发展的影响，尤其关注生命过程中发生的独特事件和角色转换。目前，生命历程理论已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范式，在西方学术界广泛应用到人口生育率、消费者行为、家庭关系等众多研究领域。国内研究则呈现出后发优势，21 世纪初李强等学者将该理论引入国内，虽起步较晚，但因为该理论范式与我国转型期社会流动加剧、群体角色身份转变、结构性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等现实需求相契合，进入 21 世纪后即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既有研究多以生命历程理论某一核心概念为切入口，如从“累积”角度分析老年人分化、以“生命周期”“转折点”分析老年人消费行为等，拓展了生命历程理论的使用范围，验证了该理论在中国语境中分析老年群体的适用性。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在众多学者的分析中大多忽视了媒介环境的变化这一重要因素，没有将其纳入重要生命事件的范畴中。既有研究从经济、健康、家庭状况、教育、职业等因素对老年人的分化进行分析，而忽视了信息技能和媒介素养。因此，本研究在当前新媒体赋权的社会背景下，基于老年人个体生命轨迹，对老年群体内部因信息主体能力差异导致的数字分化现象进行分析。

（一） 理论框架: 老年群体不同生命轨迹下的数字分化

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分析范式是将个体的生命历程理解为一个由多个生命事件构成的序列，以“生命事件”概念为中介，打通社会结构与个体社会化过程之间的关系。轨迹、转变、转折点、累积四个概念描述了个体生命历程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连接机制。“轨迹”指个体生命历程中长期稳定的心理或社会状态; “转变”代表着一定角色的建立和丧失; “转折点”指引发成长轨迹中新变动的显著性经历; “累积”则为上述过程提供了时间的持续性。

考察社会结构与个体的生命历程之间的关系时，主要遵循四个核心原则: 时空配置、相互联系的生命、主观能动性、恰当的时间。时空配置，即强调个体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时间和空间中的; 相互联系的生命，是指个体通过一定社会关系整合到某一群体; 主观能动性，指个体能够有目的、有计划地规划自己命运; 恰当的时间，即强调同一事件在不同个体的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发生的意义也各异。本研究根据受访老人所回顾的媒体使用经历和数字日志记录的数据，绘制老人媒体使用轨迹图，了解社会重要历史事件和老人生命中重要事件对主体媒介接触和使用的影响，重点关注老人媒介使用过程中的转变和转折点，分析时空关系、社会网络、个体能动性及时空契合度对老人数字分化的影响。

（二）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质性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和主题分析思想，主要利用 NVIVO12 质性研究软件分析老年人智能媒体使用情况。数据资料来自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 61 位 60 岁以上老人的数字日志。第二部分是从上述老人中筛选 20 位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这些老人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条件、地域等方面保障了差异性。

（一）数字技能分化

本研究所指的数字技能包括信息搜索能力、沟通能力、在线交易能力、创建能力等基本的数字操作技能。信息搜索能力指搜索查找目标信息并顺利下载; 沟通能力指通过电子邮件、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与人交流; 在线交易能力指通过在线方式购买商品和服务; 创建能力指在网络平台自主创建音乐、视频等电子作品。

受访者由于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性格特征、生活经历等多重因素影响，在媒介接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晚年阶段对智能媒体的使用状况更是存在天壤之别。调研中发现，数字技能分化在老年人中普遍存在，有的老人如 F6SSS36 奶奶能够充分使用手机的各项功能，如搜索下载信息、发表评论、网络购物等，有的老人如 M6JHS 爷爷根本不会用稍微复杂的应用，更有部分老人如 F712 奶奶尚面临深深的数字接入鸿沟。

（二）数字素养分化

数字素养包括辨别信息真假及适用性的能力和使用网络媒体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调研资料可见，部分老人能对网络中的虚假信息进行有效分辨，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这些老人能及时分辨谣言，并劝诫身边人不要听信谣言，要去官方网站获取权威信息。数字素养较高的老人觉得智能媒体增强了生活幸福感。也有部分老人觉得“信息比较难辨别，朋友圈发的和各种推送的信息总有假”( F7SHS5) 。甚至有的老人对数字媒体有畏难情绪，不具备接触意愿的主动性。

（三）认知水平分化

认知水平主要指对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以色列学者阿尔卡莱称之为“社会——情感素养”，指不但要学会共享知识，而且要能以数字化的交流形式进行情感交流，识别虚拟空间里各式各样的人，避免掉进互联网上的陷阱。阿尔卡莱认为这是所有数字技能中最高级、最复杂的素养。目前老年群体正在成为数字沉迷的新晋人群，对数字空间中社会关系网络的认知水平决定着老年人对新型社会中信任、互惠等情感的认知。认知水平高的老人能在虚拟世界中保持主体意识。但是也有部分老人在数字世界中迷失自我，沉迷短视频、直播间、网络购物、追星，不但损失钱财、影响身心健康，而且对关爱、信任等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产生怀疑。

（一） 时空环境配置下的数字融入与区隔

1.社会制度性变迁驱动人生轨迹分化

当今 60 岁以上的老人是伴随着新中国成 立而成长的一代人，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经济体制转型、恢复高考、国企改革、城镇化、信息社会崛起、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可以说，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像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说，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诚然，这一代人有属于他们特有的时代性格，尤其生命早期的物质匮乏和时局动荡使他们对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感，出于损失规避的心理，保守、节俭、热衷于储蓄、不敢轻易冒险接受新事物是他们的群体特征。但是特殊的时空环境又注定这一代人的命运绚烂多彩，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国企改革、二次就业等重大社会政策成为他们生命中的转折点，为他们实现人生轨迹的转变提供了机会。因此，这一代人注定会发生世代内的垂直分化，部分人抓住高考、下海经商、再就业等机遇，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后天成就使得他们实现了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转变。这部分人相比于人生轨迹单一的同龄人而言，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和接受意愿都更为强烈，在晚年时期融入数字化生活也更顺利。

2. 文化资本导致媒介素养差异和品味区隔

当今这代老年人体验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智能手机等多种媒介形态，其中，报纸、广播、电视伴随了他们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成为他们心目中“媒体”的代名词。与传统媒体的生产模式不同，互联网、手机等数字媒体属于扁平式传播，每个人都是传播的中心节点，这就要求使用主体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能自主选择有效信息，理性分辨信息的虚实真伪。数字媒体看似“低准入门槛”，实际上“门槛”存有高低之分。媒介素养低的老人只能迈入最低级门槛，成为信息推送的被动接收终端，他们看到的信息不一定是他们需要的，而且很多信息难辨真假，久而久之容易对智能媒体产生不信任感，使用意愿也日益降低。而具备批判意识的老年用户能真正发挥主体优势，让技术为自己所用，成为提升自身生活质量的有效工具。

（二） 社会关系网影响下的新型角色建构

任何一个个体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老年人的数字媒体接受度也有重要影响。对老年人而言，主要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家庭和同伴群体。

1. 家庭结构影响老年人数字媒介接触意愿与使用能力

从表 2 可见，“同老伴合住”和“独居”者使用智能手机年限普遍高于“同晚辈合住”者，但从居住情况与智能手机使用能力来看，“同晚辈合住”者高于“同老伴合住”和“独居”者。结合访谈资料可以看出，“同老伴合住”和“独居”者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往往具有更为刚性的需求，大多情况是子女不在身边，为了和子女保持联系而使用智能手机。有一些老人表示，“最开始不想用，子女把手机买好送过来，教给最基本的操作”。但是这些老人大多仅仅停留在最基本的操作层面，“基本就是交流靠电话和微信，出门扫个健康码，看新闻通过传统的电视”( M6PS12) 。“手机主要就是接打一下电话，听听秦腔，看看时间，有时会视频通话。像其他的东西，比如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等涉及不到”( M8JHS9) 。而和晚辈同住的老人因为可以随时获得帮助，所接触的手机使用功能更丰富，操作也更熟练。

2. 同龄群体的强连带互动成为老年人数字媒体使用的持续动力

老年人的同龄群体多为同学、退休前的同事、亲戚朋友、邻里等，彼此之间具有高度、持续的互动，关系紧密，属于典型的强关系。而既有研究表明，“强关系”彼此信任、关系稳固、互动深入，能对互动双方产生较大影响。很多老人表示，“当时身边人都在用，也就用起来了，也不是很难”( F6SHS26) 。使用智能媒体不但能够和好友聊天，彼此间还多了交流的话题，这种满足感会成为老人使用智能媒体的持续性动力。因此，与同龄群体交往多的老人相对而言对智能媒体有更强的使用倾向。

（三）个体能动性与自我重构

1. 媒介接触初始动机类型影响数字媒体使用满意度

有学者指出，在中老年人使用网络信息后获得的满足上，“决策支持满足”和“交流满足”程度最强，而“信息满足”程度最弱。本研究也证实，以生活和工作需要为主要动机的老人使用智能媒体的满足程度更高，如交流沟通需求、购物需求等。而娱乐和信息获取需求具有边际效用递增性，需求没有明显实现标准，因此满足程度最低。可见，媒体使用主导需求是否能得到高度满足，也是影响老年人使用满意度及是否能理性使用智能媒体的重要因素。

2. 生活态度影响媒介行为选择

对作为“数字移民”的老年群体而言，融入数字社会是一种挑战，是对旧有生活方式的改变。部分老人出于自我防御心理不愿意接受新事物，会以“字体太小”“眼睛累”“太复杂”等借口拒绝触网。但是那些对生活抱有积极心态的老人则乐于在变化中发现乐趣，在改变中提升幸福感。

（四）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的契合度

1. 年龄影响下的累积与分化

生命历程理论提出“生命的时间安排”概念，用以指一个社会对个体生命历程中特定角色和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和后果的期待。按照“标准时间表”来看，老年阶段是人生曲线由高峰逐渐趋于平缓的阶段，迈入老年意味着生活节奏放缓、心态更为平和，对于外界事物的执着程度减弱，对新事物的好奇心也随之降低。本研究显示，60—69 岁老人的信息管理能力明显高于 70—79 岁老人。可见，低龄老年人在其老年阶段早期接触到智能媒体，在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的契合度上更占优势。相比于高龄老人，他们对新事物有更强的接受能力，健康状况、经济状况更为良好，且智能媒体的出现恰好填补了他们退休之后的时间空白和社交空缺。因此，年龄作为生命轨迹累积优势的外在体现，是导致老年人群内部数字分化的重要因素。

2. 不同角色期待下的数字分化

受访老人中，信息管理能力较强的女性用户比例高于男性用户，女性用户的数字媒体使用满意度也高于男性，呈现出明显的性别逆转现象。研究进一步发现，导致上述数字分化的关键因素不是性别，而是用户进入老年期之后的角色扮演。如果老人进入老年期后能延续生命轨迹的既有角色，或者顺利实现角色转型，即老年用户在相对明确的社会期待下使用数字媒体，那么无论男性用户抑或女性用户都具有更高的使用满意度。

1. 提升养老产品的适老性，以有用性和易用性消除老年弱势群体的数字抵触心理

要提高未触网老人的数字接入率并激发其使用意愿，就要以技术为原始驱动力，在医疗、交通、通讯等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领域的服务产品设计上，根据老年人的切实需要融入技术元素，进一步提升养老设施的适老性。数字产品以其不可替代的有用性和易用性走入老人生活，消除老年人因技术障碍而对数字产品产生的抵触心理。当前很多老年人因为生命早期的媒介接触习惯，对智能媒体本就存有敬而远之的心理，智能媒体稍显复杂的操作、屏幕小、信息真假难辨等问题更是彻底把这部分老年人拒之门外。因此，智能媒体要想获得更多老年用户的认同，在技术层面仍然任重道远。

2. 消除新数字鸿沟，提升老年熟练用户的数字媒体有效利用度

大数据和推送技术深谙老人的内容偏好，使得老人每天处于重复性信息的同质化接受状态，不但不利于提升老人媒介使用效度，且影响其身心健康。针对此问题，社区、老年大学、志愿服务部门应打组合拳，综合多方力量，提升老年用户的媒介认知水准和媒介素养。尤其对于那些熟练掌握基本操作的黏性老年用户，更应引导其有规划、有节制、有目的地使用智能媒体，能自主选择有效信息含量高的信息，提升媒介使用效度而非时间长度，避免无营养信息对老人时间和健康的侵蚀。

3. 根据老年人差异化养老模式，在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增强代际数字反哺的系统性

代际数字反哺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指家庭场景中子女、孙子女对老人的数字反哺，宏观层面则指社会组织对老年人的数字帮扶。对于那些和家人晚辈同住的老年人，遇到数字媒体操作难题时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求助家人，这不但可以提升老人对数字媒体的好感度，而且能增加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使老人与晚辈间有了交流的话题，增强代际融合度。

4. 针对老年人群内部分化现象，老年人的数字融入工作应更为精准化、定制化

以 60 岁到 69 岁的年轻老人为例，这部分人群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在不断提升，而且手中有积蓄，正在成为网购队伍中的新晋强势力量。这部分年轻老年人仍属于社会优质资源，应引导他们理性使用智能媒体，通过数字渠道继续进行社会参与，持续实现人生价值。而对于一般老年人和长寿老人而言，能自主运用数字服务产品提升其生活质量即可，不奢望能产生更大的附加价值。因此，我国当代老年人的数字融入工作是个复杂系统性工程，应综合老年群体内部年龄、性别、城乡差距、养老模式等多种因素，针对每一细分人群进行差异化、精准化引导与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