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教育新媒体暨舆情研究中心

学术视点|在线共情叙事中的身体话语及其本质审思

作者:陈相雨


摘要

由于相似性诉求议题集中涌现于网络空间,越来越多的网民出现了围观疲惫,诉求议题转变成公众参与讨论的公共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身体话语”是诉求人与诉求对象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身体文本展开的非对称沟通策略,它不仅能为在线共情叙事提供内容猛料,而且还能激发社会共情能量,促进舆论倒逼事件快速生成,进而实现诉求目标。身体话语的生产方式大致可分为“下跪”“展露”“自残”“兜售”等类型,它们有的是情境所致,有的则是明显的运作谋划。但是,需要正确认识的是,身体话语作为弱者武器能够打开公众的情感闸门,具有制度外汇聚民意的价值优势,但它奉行奇观制造逻辑,在行动上日渐偏激,甚至还会违背公序良俗、挑战社会底线,因而在本质上又是一种颇具社会危害的畸变诉求。

【关键词】在线共情叙事;身体话语;弱者武器;畸变诉求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乎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从生产力视角来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更加明显;从生产关系视角来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广泛,即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需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一时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加之我国进入改革深水区、攻坚区,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不够畅通和规范,以致一些群众借助互联网表达诉求、发表意见乃至对特定客体进行舆论监督。

在线共情叙事是群众通过互联网表达诉求和意见的一种重要类型。在概念上是指具有诉求目标的群众或诉求人,为凸显特定诉求议题并使之能被更多网民看见、接纳和支持,采取悲情表达、身份对比、恐惧暗示、文本戏仿等策略,唤醒网民共同和相似的情感和情绪反应,并使网民在认知、体验和想象中形成为大家所共享的集体情感,其目的在于促进公众舆论的形成,继而对对象化客体产生舆论倒逼,以实现诉求目标或改变不对称的社会关系。

对在线共情叙事的研究大致有三种框架:其一,将其作为社会问题或负面社会现象,分析它的表象特征、发生原因等,进而提出治理建议或处置对策,助力特定主体的治理实践,这种“问题-原因-对策”的研究框架虽然有一定价值,但缺少学理深度,对深层次机理的揭示可能流于表面;其二,是以结构崩溃范式集群行为理论为基本框架进行的研究,使用较多的是古斯塔夫·勒庞和斯梅尔塞等研究者的理论,它揭示了在线共情叙事事件生成和爆发的社会根源,但其非理性的价值取向对群众或诉求人的正当利益具有污名化倾向;其三,使用资源动员理论、社会建构理论等理论框架展开研究,一改“结构心理失衡理论”对情感的负面态度,认为情感不再是社会结构的分泌物,而是诉求人可资利用的精神和文化资源。上述研究框架对分析在线共情叙事中的身体具有一定程度的借鉴价值,但完全用之却又不够恰当和精准。“身体”具有复杂性:“身体”既是生理层面的身体,也是情感层面的身体,更是文化层面的身体;它既是外在力量审视的客体,又是承载诉求人的容器;它既是可以征用的诉求资源,又是可以展开叙事的手段和工具。

当身体和话语连接,就成为了身体话语。按照法国思想家福柯之理解,话语是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形态。“身体”既作为一种语言的身体而存在,又作为一种言语方式的身体而运行。在这个意义上,身体话语指为改变不平等社会权力关系,诉求人与诉求对象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身体文本展开的非对称沟通策略。


身体话语的入场

当前,社会结构分化明显,不均衡资源分配仍然存在,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仍面临诸多困难,彻底打破阶层固化、健全阶层流动机制仍然任重道远,大范围消弭负面社会情感不单需要特定主体花费大气力,更需要社会各界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协作、共同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得到了普遍提升,整体上负面社会情感不断弱化,正面社会情感持续增长,社会情感基调正在发生正向性历史转变。但是,以“焦虑”“失望”“怨”“仇”为基调的负面社会情感仍然存在,甚至在一些领域还相对明显。理论上讲,负面社会情感是社会结构紧张的产物,它一旦产生就会脱离社会结构并以主观事实的方式存在于包裹个体的周遭世界,在特定情境中还会伴随代际变迁影响子代甚至向子代传递。换言之,即便社会结构已经发生积极变化,负面社会情感在一段时期内还会存在。

当“身份”“身体”等敏感话语出现于网络公共空间,负面社会情感就可能被点燃,继而触发在线共情叙事事件的产生和演化。“身份”和“身体”是两个紧密联系且有区别的概念,在分析“身体话语”之前,有必要先分析作为话语的“身份”。“身份”是个体存在于社会的符号,是个体对自己与所属群体相似性的感知,同时也是对他者群体或类属成员差异性的感知。身份的获得是个体与外在结构互动建构的过程。身份既然由建构而成,那么它势必会因为建构主体拥有资源和话语权的不同,导致不同社会身份的生产。身份是个体存在于社会的符号,它在特定情境中散发着权力运作的气息,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境遇,自然也就负载着不同的社会情感。

作为话语的“身份”,能够激发和点燃负面社会情感,往往被诉求人在在线共情叙事中频繁使用。在多数情况下,身份的展示、对比和凸显不仅能够唤醒网民对诉求人的同情,甚至还会对诉求对象产生愤怒,进而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聚焦,形成具有倒逼效应的网络事件。近年来,在线共情叙事只要贴上“X二代”“X夫人”“X 太太”“房叔”“房嫂”“宝马女”“城管”“小贩”“农民工”等身份标签,就更容易得到广大网民的关注,甚至还有人为达目的不惜编造“身份谣言”。例如,在反对药家鑫的网络事件中,受害人代理律师为在短时间引起广大网民的围观,竟给他贴上了“富二代”的标签(事后证明“富二代”是莫须有的),以致该案的审判不得不在广大网民的道德审判中完成。在审理过程中,司法独立性是否受到在线共情叙事的干扰,虽无从证实,但司法人员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泛道德批判风险是毋庸置疑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线共情叙事对作为话语的身份的使用起初或许会取得不俗的共情效果,但之后由于诉求人对这一技术策略的频繁使用,或者说这类话语技术已经超越了网民的视觉阈限,越来越多的网民出现了围观疲惫,最终导致在线共情叙事难以取得预设效果。换言之,伴随网民围观疲惫的加剧,作为话语的身份在在线共情叙事中的作用逐渐减弱了。带来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制度性利益诉求机制虽然日渐完善,但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趋多样且要求越来越高的发展需要,大量诉求得不到特定主体的及时回应,而这些重复性、相似性和同质性极强的诉求主题,又短时间集聚于网络空间,奉行视觉逻辑的网民出现围观疲惫也是必然之事。另外,在网络空间中,网民对信息接受本身就缺乏耐心,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作为一种技术装置的网络媒体所培育的,网民大多具有不断追求刺激和新鲜的“嗜新症”。“围观疲惫”叠加网民“嗜新症”,促使诉求人开始寻求新的方式。作为话语的“身体”开始以一种甚为悲情的方式入场了。但这并不是说作为话语的“身份”会在在线共情叙事中消失,而是说作为话语的“身体”比作为话语的“身份”的作用更直接、更粗暴,在特定情境下更能刺激网民神经。究其本质,即用这一不太恰当的手段与方式促成网络事件的生成和爆发,进而实现诉求目标。


身体话语的生产

在线共情叙事中的身体话语是如何生产的?直言之,就是诉求人对具有生理和文化属性的身体采用颇具争议或挑战伦理底线和公序良俗的手段和方式进行运作,这种运作有时是情境所致,有时为事先谋划,不管动机如何,都会因为所用手段和方式的争议性、破坏性乃至残酷性使在线共情叙事迅速吸引网民关注,进而促使共情诉求演变成为轰动一时的网络事件。概括而言,在线共情叙事中的身体话语生产大致如下。

一是下跪。“身体”不单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也是关系维度上的意义表达体。在社会场域中,身体一方面是人自我存在、自我关照的生物容器,同时又是人进入社会交往实践的意义载体,尤其是当身体以社会仪式进入诉求领域,所表达意义远比身体威胁更具杀伤力。在中国古代等级社会中,官曰“父母官”,民曰“子民”,在这个意义上“身体下跪”仅是民见官所必须行施的交往礼仪。作为话语生产的“身体下跪”很难造成舆论倒逼之势。但在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当代社会,“下跪”抑或“集体下跪”所表达的意义不单有“决绝”“含冤”成分,更多是造势和倒逼(也存在道德绑架成分)。“身体下跪”在这样的情境中就成为了身体话语的生产,它既是社会抗争仪式,又是一件可抢占舆论制高点的网络热点事件,它所引发的围观、转发、评论以及对特定主体带来的舆论倒逼力量十分巨大。

二是展露。人之所以能成为人而非动物,最重要的区隔性表征在于人有羞耻之心。正如马克斯·舍勒的羞感现象学所指认的那样:“唯有在羞感中,人在宇宙中的独特位置才会如此鲜明和直接地表现出来。”他将羞耻分为“身体之羞”和“灵魂之羞”两种类型:“身体之羞”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羞耻,只要人脱离了动物的蒙昧,成为了社会意义上的“人”,他就会因身体在特定情境下的不当展露而产生羞耻感,它是“灵魂之羞”得以存在的基础;“灵魂之羞”由“身体之羞”诱生或直接形成,但产生“灵魂之羞”的诱发因素往往又会超越具象之身体,更多偏向于社会规范层面。

身体具有隐私性,对隐私身体的遮蔽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人对隐私身体的遮蔽是一种本能的选择,也是人对身体之羞的自觉预防和管控,更是人得以文明化的逻辑起点。但是,诉求人为增强在线共情叙事的猛烈程度,不再遮蔽隐私身体,甚至主动进行展露和展演,这种主动放弃隐私身体的行为是在宣示对当下社会利益分配和社会公共秩序的嘲讽和抗争,这在本质上就是以身体为话语手段的利益诉求行动,当目的达成展演便会收场。

值得注意的是,在线共情叙事中的身体展露和展演是一种身体话语的生产类型和过程,它与追逐名利的出位直播等低俗社会行动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前者是诉求人通过展露隐私身体,宣告和控诉社会秩序的不合理,以个体颜面和当地政府形象的牺牲为代价,在实现诉求目标的同时,也羞辱了他们眼中并非公正的社会结构;而后者满足的是大众的窥私欲,实现的是个人畸形的名利观。

三是兜售。“身体”之于个体层面的人而言,具有生物、道德、情感、审美等多维度意义。尽管个体对身体具有支配和使用的能动性,而且在情理法上每一个自然人都拥有能动支配和使用身体的自然权利,但人并不是孤立的人,不管你愿不愿意,人都要和其他人发生联系,都需要在周遭的社会世界中学习、生活、生产及进行其他社会活动。因而,对身体的支配和使用又不得不受制于社会规则。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个体价值得到了充分尊重,以法权形式保护自然人的身体权益成为必然,因而将身体用于交易和售卖是文明社会所不容的。然而,诉求人为刺激社会敏感神经、吸引更多网民关注诉求议题,往往会公开宣称身体兜售或进行某种与身体相关的利益交换,事实上所宣称的“身体兜售和交易”多数是吸引网民关注的策略性表演。这类行为并非尔文·戈夫曼意义上的“前台形象整饰”,而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策略性身体售卖表演,目的是为网民建立一种批判性的解释框架,抑或是通过前台的荒谬性建构,引导网民进入诉求议题的本真,但这却严重透支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信任。

四是自残。身体是人持续存在并以此为根本开展社会实践的生物性基础,没有身体之存在就没有生命之存在。因此,当代生命伦理强调身体和生命无可替代的崇高价值,并将生命置于道德伦理的绝对高位,那些以摧残或牺牲身体和生命为代价的学说和思潮都会遭到猛烈批判。但也正因如此,诉求人在缺少更有效的办法时,为提升在线共情叙事内容的影响力,往往以极端方式对身体进行自残自毁,以求在更大程度上刺激大众的敏感神经。换言之,诉求人通过身体自残自毁试图传递弱者的无奈和绝望,进而激发社会道德领域的大众情感支持。

诉求人通过身体自残自毁来进行身体话语生产,增加了在线共情叙事的影响力,为诉求目标的达成创造了决定性条件,但换来的却是身体的残疾或生命的消逝。即便存在所谓的微弱正面价值,但其对身体和生命的轻视、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以及其他更为复杂的负面影响却远甚于此。这种看似经过理性计算的社会行动在本质上却最不理性。


身体话语的本质审思

诉求人以颇具争议或挑战伦理底线的方式征用作为话语的身体,在线共情叙事的效果虽然得到了强化和扩展,但无论从诉求个体层面而言,还是从社会整体层面来看,这场博弈没有赢家,有的还付出了沉重乃至惨痛的代价。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在线共情叙事中的身体话语?笔者认为有如下几方面。

(一)弱者武器

弱者的武器具有独特的悲情气质。詹姆斯·斯科特通过分析马来西亚农民诸如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日常反抗形式,提出了“弱者的武器”这一概念。较之于诉求对象,诉求人大多社会地位较低,他们不但缺乏表达诉求应有的社会资源,而且还缺乏正规表达诉求应有的素养,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误导和蒙蔽,当他们的在线共情叙事找不到更为有效的动员手段时,身体便成为他们可利用的弱者的武器。

由于,身体话语生产是以尊严的牺牲、身体和生命损害为代价的,也只有陷入绝境且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才会接受和使用。如非走投无路,自然不会选择这种过度征用身体的方式生产抗争话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诉求人使用身体话语展开博弈和抗争,这种自带浓郁悲情色彩的特质,也正是获得网民最大同情的情感

密码。

(二)共情密钥

身体连接着丰富的公众情感,身体话语是打开公众情感闸门的共情密钥。诉求人对身体的征用和运作本身就是身体话语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即作为话语对象的身体和作为话语媒介的身体。作为话语对象的身体,意味着诉求人的社会行动必须落到具体的生物层面的身体,而且身体还会因为社会行动的破坏性而承受痛苦;作为话语媒介的身体,意味着身体成为诉求人的叙事工具,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完成故事的编撰和意义的生产。两个层面的身体运作并无明显之边界,它们相互融合、相互支撑,共同助力诉求人完成在线共情叙事。

作为话语对象的身体是作为话语媒介的身体的基础,对诉求人而言,就是要通过不同层面身体的征用和运作,刺激社会敏感神经、启动网民为在线共情叙事赋能,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借助身体所进行的共情动员,而身体话语就是打开公众情感闸门的共情密钥。

(三)奇观制造

在庞大的信息海洋中,网民对公共议题的围观疲倦日趋严重,诉求议题如无猛料则难以突出重围、走进公众视野,成为广大网民热议和讨论的公共议题。因而,制造奇观便成为诉求人推动在线共情叙事创新的必然选择。身体话语的生产也是身体图像的生产,遵循奇观制造逻辑。

身体具有画面性、隐私性、诱惑性和情感性,它与奇观制造存在天然联系。对身体进行征用和运作,无疑能在奇观制造上取得最大收益。针对身体所进行的奇观制造,必然会带来身体奇观事件,而事件一旦生成和爆发,围观者在好奇心驱使下会立即在事件与诉求之间建立意义接合,诉求议题也会随之演变成为网民热议和讨论的公共议题。

尽管有不少极端化的身体征用和身体话语生产带有某种程度的表演性,但错误的示范会误导某些诉求人将表演视为事实,进而产生社会模仿的连锁效应。因此,当诉求人趋向于以身体制造奇观事件,势必诱发对身体的征用和运作出现极端化,进而对社会秩序稳定带来严重挑战。

(四)畸变诉求

诉求人对身体进行征用和运作生成抗争话语,其目的在于对诉求对象形成舆论倒逼,一旦诉求目标得以实现,在线共情叙事不管是作为诉求过程,还是作为诉求事件都会随之结束。换言之,利益诉求是身体话语生产的本质逻辑。诉求人将原本私密的、完整的、健全的身体别有用心地带入公众视野,并在众目睽睽之下羞辱尊严、公开隐私、撕碎身体、践踏生命。他们通过身体奇观事件的制造,打开社会情感的闸门,用舆论倒逼实现了诉求目标。此举挑战道德底线、有违公序良俗、透支社会信任,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在此过程中相关主体都付出代价。在这个意义上,身体话语本质上又是一种畸变的诉求。不管背后有着怎样的原委和隐情,作为畸变诉求的身体话语,都不应被原谅、被接纳、被认可和被鼓励。


结语

“身体话语”是诉求人与诉求对象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身体文本展开的非对称沟通策略,它不仅能为在线共情叙事提供内容猛料,而且还能刺激社会敏感神经,帮助诉求人打开社会情感闸门,进而促生舆论倒逼事件,实现诉求目标。但需要正确认识的是,身体话语作为弱者的武器,虽然能够打开公众的情感闸门,具有制度外汇聚民意的价值优势,但它奉行奇观制造逻辑,甚至在行动上违背公序良俗或挑战道德底线,因此在本质上它又是一种颇具社会危害的畸变诉求。



本文转自《当代传播》2023年第5期陈相雨——《在线共情叙事中的身体话语及其本质审思》

李婧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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