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教育新媒体暨舆情研究中心

学术视点|灾难事件报道干预的逻辑悖论及纠偏

作者:王利民


摘要

灾难新闻因其突发性、冲突性和破坏性向来备受关注。已有对灾难新闻报道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新闻伦理和报道技巧两方面。本文从灾难事件报道干预和媒体实践角度着眼,探讨其背后的逻辑悖论和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灾难事件报道干预可能导致信息失衡、报道失真、价值失范、传播失能等问题。对灾难事件报道的舆论引导,须加强信息沟通与协作、增强报道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明确救援工作的优先权以及建立有效协同机制等措施,以此有效解决灾难事件报道干预的逻辑悖论问题。

关键词 :灾难事件 ;报道干预 ;信息茧房 ;舆论引导 ;信息失衡 ;灾难报道


引言

灾难事件报道干预的逻辑悖论主要体现在媒体在追求报道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客观性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稳定、救援效率以及受灾群体的情感需求。在这种追求多重目标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信息矛盾、价值冲突和利益不一致等情况,导致报道和干预措施在逻辑上产生悖论。当前,有关灾难事件报道的研究不少,但从报道干预视角切入研究灾难事件报道比较欠缺。什么是灾难报道?如何对灾难性事件进行舆论引导和报道干预?只有厘清其中的逻辑关系,才能相对全面地阐释灾难性事件报道干预的逻辑悖论。

对于灾难事件的研究,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行政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管理学、工程学等 30 多个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较为深入的研究,产出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对灾难性事件的处理与善后提供诸多策略性帮助。由于灾难事件具有随机性、发生的突然性、过程的异常性、结果的破坏性、影响的广泛性、处置的紧迫性以及后续的不确定性等特点,易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因此具备较高的新闻价值,甚至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在当前“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摄像机”的媒介生态下,相关信息经常在短时间内井喷式呈现,难免会有大量谣言伴随着这种自发性、盲目性的传播过程而出现。因此,对灾难事件报道进行适当干预和舆论引导具有现实意义。

如何对灾难事件进行报道干预和舆论引导?不同行为主体有不同的答案,不同层级的管理者有不同的要求。总体而言,一是要对灾难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性质、原因、伤亡等基本情况及其事态发展、次生灾害、抗灾救灾等新闻事实进行如实报道 ;二是要通过舆论引导尽可能地消减灾难事件的负面效应,如传播灾情预防知识,疏导公众不安情绪,加强抢险救灾过程中英雄事迹、典型经验、感人故事的报道,以及通过议程设置建构公众认知共识,通过媒介动员唤起公众情感共鸣。这些报道和报道干预本身都没有任何问题,但可能会导致在灾难事件发生地区短时间出现“新闻盲区”,会造成“自媒体”语境下的权威信道阻塞,最终因“信息饥渴”引发公众质疑。甚至出现机构媒体选择性报道建构的“拟态环境”被“后真相时代”的“全民记者”所遮蔽的可能性,灾难事件报道干预出现逻辑悖论。


信息失衡现象容易导致谣言四起

在面临灾难事件时,公众对相关信息的需求变得非常迫切。新闻报道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往往在灾难应急体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影响着受众对真实“灾难环境”和报道“拟态环境”的判断,但灾难发生后往往会出现报道干预和信息限制,导致灾难事件报道对外呈现出选择性痕迹,这种经过干预的报道很容易酿成网络舆情事件。而舆情事件一旦爆发,如果媒体和相关部门未能及时引导舆论,相关灾难事件的信息会呈现“媒体选择性报道”和“网络原生态信息”两个信息场:经过干预者和把关人选择后形成的人为“信息茧房”与广大网友根据自己掌握内容形成的“信息洪流”,二者之间存在的“信息失衡”容易导致谣言四起。这些谣言可能夸大其词,也可能刻意吸引眼球,但共同作用的结果都是扰乱公众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政府权威,混乱社会秩序。

首先,因为灾难事件的不可预见性使其与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紧密相连,从而引发公众对灾情信息的迫切需求,而灾难事件的报道往往受到信息核实等多种因素制约,导致媒体选择性呈现信息,使公众对灾情的预判产生不确定性。当媒体的报道与网络中海量且多样的信息形成对比时,公众很容易感受到信息的不对等,信息的供需矛盾会进一步加剧公众的恐慌情绪,而公众的恐慌心理正是谣言滋生的肥沃土壤。

其次,灾难事件的破坏性不仅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还可能导致整个社会产生“集体失控感”的负面情绪,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公众可能通过传播和相信谣言来宣泄和缓解内心的焦虑和压力,这种负面的社会心理状态下的谣言传播,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秩序的混乱。

灾难事件中的“信息失衡”现象及其伴随的谣言传播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有效应对这一现象,应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及时发布和更新灾难事件相关信息,确保各方获取准确、一致的信息,减少信息误导和误解,同时加强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从而提高公众对谣言的辨别和防范能力。


报道失真导致媒体权威受到挑战

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信息的即时性、准确性和客观性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引导公众情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灾难事件的直观信息,如伤亡数据、救援进展等,通常能够得到较为准确的报道,但涉及事件深层次原因、社会长远影响以及责任追究等复杂因素时,报道的难度显著增加。这既源于灾难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受到多元外部因素影响。因此,灾难事件报道中信息不全面的现象时有发生,此类关键信息的缺失对新闻报道而言就是失真,这种失真不仅削弱了新闻报道本身的价值,更使得承担报道任务的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权威性。这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除了可能存在的报道干预之外,还包括媒体自身的利益考量、社会舆论的导向以及信息获取的局限性等。例如,有些媒体在灾难事件发生时,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利益的驱动,倾向于报道更具轰动效应和新闻价值的事件,这种选择性报道可能导致公众对灾难事件的认知产生偏差,无法全面、客观地了解灾情的真实情况。社会舆论的导向也会对灾难事件的报道产生影响,有时候社会舆论可能会倾向于关注某些特定的方面或群体,媒体在迎合这种舆论导向的过程中,可能会不自觉地放大或缩小某些事实,导致报道失真。另外,信息获取的局限性也是导致报道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灾难事件发生后,由于现场混乱、通信中断等原因,媒体往往难以获取全面、准确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可能会根据有限的信息进行报道,或者依赖其他来源的信息进行推测和推断,从而导致报道的失真。

如何实现灾难事件报道中的信息全面性和真实性问题,应得到高度重视。首先,媒体在追求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和关注度的同时,更应注重信息的深入挖掘和全面呈现,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认知和态度 ;其次,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当为媒体提供一个透明的报道环境,确保公众能够获取到真实、全面的信息;再次,学界可以通过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为媒体提供更科学的报道指导,推动灾难事件报道向更为规范化和专业化的道路发展。


灾难美学挤占正常信息传播通道

灾难事件发生后,公众对于信息的需求急剧增加,而现实中的信息供给往往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导致信息不对称现象产生。这不仅表现为信息的数量不足,更体现在信息质量参差不齐。尤其是随着灾难事件的发酵,各种谣言和未经证实的信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而且这些谣言往往带有强烈的负面色彩,刺激受众的负面情绪,加剧社会的不安和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受众对于权威媒体的信息诉求更加强烈,期待权威媒体能够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为他们提供价值判断的依据,帮助他们形成对灾难事件的共同认知。权威媒体此时不仅要提供准确的信息,还要主动引导并抚慰公众情绪,为公众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拟态环境”。通过权威媒体的报道和解读,公众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灾难事件,减少不必要的恐慌和焦虑。

对灾难事件的报道一定要掌握“时度效”,警惕把灾难事件报道幻化成“灾难美学”。“灾难美学”是一种以灾难或受难者为客体的审美观照活动,其审美主体通常是不受灾难影响或远离灾难的人,主体通过主体间的移情作用来间接感受灾难和受难者的处境,这种观照活动混合着道德表演和意志张扬甚至是政治艺术的成分,将受难者的真实境况置于次要地位,是一种抽象的同情和具体的冷漠,是一场公众集体性的媚俗艺术。当今时代的“灾难美学”通常不会像以前那样直白,但也有一些新的表现。例如,有时一些媒体可能会倾向于将灾难事件进行艺术化或美学化的处理,过分强调其视觉冲击力或情感渲染,从而挤占了正常信息传播的空间。

这种做法会造成救援信息、受灾情况、预防措施等关键新闻要素被忽视或淡化,导致公众无法获得准确、全面的信息,进而影响对灾难的正确应对和防范。此外,“灾难美学”过分强调灾难的悲壮、崇高或震撼等美学元素,可能会使人们忽视灾难带来的痛苦、损失和伤害,甚至产生某种程度的审美疲劳或麻木,这种认知偏差可能会降低公众对灾难的警觉性和应对能力,从而增加潜在的风险。因此,在灾难报道和信息传播中,媒体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避免过度追求美学效果而忽视信息的传递和公众的利益。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应该加强对信息传播的管理和监管,确保灾难信息的及时、准确和全面传播,为救援行动和公众应对提供有力的支持。


“失语”导致媒体社会影响力减弱

随着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拥有了发声的工具和报道的平台。这一转变意味着在灾难事件发生时,公众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因此,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其责任和价值也随之增加。

在“全民记者”时代,公众对灾情报道的期待不局限于基础的信息需求,而是期望媒体能够进一步引导其进行深入思考,揭示灾难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媒体不仅要传递事实,更要传递价值,帮助公众建立正确的认知框架。然而,在灾难事件报道的实践中,过度的报道干预和媒体的自我设限往往阻碍了媒体有效履行其社会责任。在某些情况下,媒体可能因为外部或内部诸多因素而放弃传播有价值的新闻和信息,这种传播失能现象不仅会削弱媒体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敏感度,还可能导致记者丧失对灾难事件报道的理性叙事能力和建设性的认知水平,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媒体可能在惯性思维的作用下出现选择性失语现象。然而,媒体的“失语”无法阻挡“全民记者”的“发声”。这种“失语”与“发声”的矛盾冲突不仅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也削弱了媒体在公众中的影响力。灾难事件发生,公众高度关注,舆论哗然,媒体应及时发挥信息传递、引导舆论等重要作用,但报道干预可能使得媒体无法履行这些职责,而“失语”会导致网络信息失真、误导公众,进而损害媒体的公信力和社会的稳定。报道干预也是媒介商业化、新闻流量化、受众用户化、阅读碎片化、信息推送算法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2024年 2 月 10 日至 21 日,贵州全省发生 221 起森林火情,央广网、上游新闻、极目新闻、新京报等媒体都进行了报道,抖音上却出现了“贵州山火主流媒体集体失声”话题,而且各种跟风视频层出不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 难道真像网友所说是主流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当然不是,这是一场“大数据的恶作剧”。大数据时代,受众关心什么,平台就推什么,因为受众的关注度和平台的利益直接相关。在贵州山火发生期间,“贾玲减肥”“秦朗丢作业”等频繁登上热搜,各大平台都在争分夺秒抢流量,用户收到“贵州山火”的概率自然就会变小。此外,媒体即便是报道了,平台即便是推送了,“吃瓜”群众却热衷于关注转发娱乐信息,“贵州山火”自然也形不成热搜。

大数据时代,人人皆在信息茧房中,平台造成了各式各样的信息茧房,媒体在平台规则的影响下也在制造大大小小的信息茧房。例如,在商业化的驱使下,有些媒体可能为了追求点击量、阅读量和观众数量,更倾向于报道灾难事件中那些具有轰动效应、能吸引眼球的内容,而忽略了对灾难事件的深入报道和理性分析,忽视其作为社会 望者的角色和职责。鉴于此,媒体要更好地践行社会责任,首先要把握好新闻报道与舆论引导的“时度效”,秉持新闻专业精神,保持洞察社会的敏锐视角 ;其次要平衡报道干预与信息供给之间的关系,实现新闻性与导向性的有机统一。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尊重媒体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尽可能防止出现过度干预,让媒体能够充分发挥其信息传递、引导舆论和监督社会的作用。


总结与思考

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灾难事件的报道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公众获取灾难事件信息的渠道已经不再依赖于传统的机构媒体。相反,许多关于灾难事件的信息、照片和视频往往率先在网络媒体上流传。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机构媒体的报道方式、报道渠道和报道规范,还对报道效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变革同样也对舆论引导和报道干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诚然,网络媒体的即时性、互动性和多样性为公众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但这也使得灾难事件的报道更加复杂和不可预测。因此,在全媒体时代对灾难事件的报道需要更加谨慎和审慎。对处于监管层面的职能部门而言,要加强与媒体机构的沟通协调,强化对“自媒体”平台的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和处理虚假信息和误导性内容,同时还要关注公众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反应,共同构建一个理性、有序、和谐的媒介环境。

就灾难事件报道干预的具体实践而言,相关职能部门应将灾难事件报道主体视为一个由多个子系统如政府、媒体机构、公众、非政府组织等组成的复杂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和纠正,形成多元参与、有效沟通的协同机制,以引导和管理公众舆论,减少恐慌和误解,促进信息的有效传播和公共利益的实现。首先,在灾难事件报道中,媒体与政府、救援机构等子系统需要密切合作,共同传递准确、及时的信息,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媒体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渠道,需要与其他子系统协同工作,确保信息的流畅传递和有效沟通。其次,面对灾难事件复杂多变的情况,各个子系统需要灵活调整自己的行为和策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需求。媒体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公众反馈,动态调整报道内容和方式,以更好地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此外,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子系统,需要遵守法律和职业道德规范,确保舆论管理的合法性和道德性,需要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确保报道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同时还要在与其他子系统的协同中发挥独特的优势和作用,为灾难事件的应对和救援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综上所述,为了应对灾难事件报道中客观存在的逻辑悖论,“多方协同”以及良好的协同机制成为关键,应通过各方有效沟通、协调和合作,建立共识、动态调整以及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等方式共同应对灾难事件,在达到舆论管理的协同效应的同时,实现信息的准确传递、救援的高效进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争取信息的有效传播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青年记者》2024年第5期王利民——《灾难事件报道干预的逻辑悖论及纠偏》

李婧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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