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在流行语中的“打工人”：网络时代青年群体身份认同的话语建构》

摘要：从被视为社会特殊群体的“打工仔”到流行语中人人争做的“打工人”，话语表征着打工主体，也建构着打工主体的身份认同。基于此，本文提出话语的“认同互构论”，通过深度访谈探究“打工人”认同话语的自我建构、群体建构与社会建构。研究发现：认同话语的自我建构使青年群体呈现出矛盾且 摇摆的“打工人”心态；成员身份标准的分歧，使认同话语的群体建构极为脆弱，全民“打工人”只是非体力劳动者群体建构的单向度共同体想象；认同话语的社会建构一方面遮蔽了传统劳资关系的对立，另一方面彰显了青年“打工人”和传统“打工者”身份联结的新可能。

关键词:打工人；话语建构；身份认同；流行语

“打工人”作为2020年火爆全网的流行语，最早于当年9月出现在95后网红“带篮子”的社交媒体平台。他在发布的短视频中说：“勤劳的人已经奔上了塔吊， 你却在被 窝里伸了伸懒腰，你根本没把自己的生活当回事。早安，‘打工人’！”此后“带篮 子”又发布了几条含有“打工人”语录的短视频，这种看似态度端正却带着自我调侃意味的句式很快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病毒式的传播，引发青年网友的模仿和追捧，一时间 全民掀起“打工人”热潮。微博关于“打工人”的相关话题阅读总量超过13亿，连主流 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官方微信平台也推送文章《早安，打工人！》。

“打工人”的一夜爆火和出圈，引发了跨越社会阶层的集体共鸣。这一现象折射出后疫情时期我国青年群体的生存境况，呈现了社会经济变革下青年群体矛盾且摇摆的社会心态，反映了青年群体的现实需求与价值诉求。探究青年群体对于“打工人”流行语的使用行为及心态，解读其行为背后的社会意涵，对于了解青年群体如何建构身份认同，进而引导其培育正确的职业观及健康的社会心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价值。

(一)历史嬗变：“打工”作为一种社会话语

国内学界对于“打工”的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研究初期呈现两种“打工”话语 形态共生的情形。一种是受语言翻译的影响，部分学者将“part-time job”译为“打 工”，此话语下的研究最初多集中于介绍国外大(中)学生打工现状或相关研究综述等  (张秋荣，1990)。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农业生产发展、农村劳动力盈余的 情况变得普遍，另一种“打工”定义开始成为主流，即聚焦中国农村青年群体，把农村青年背井离乡凭手艺赚钱糊口养家的社会现象称为“打工”(周金堂，1989)。在当时社会分工下，“打工”被定义为一种处于劳动分工底层，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且靠单纯 出卖劳动力来换取一定报酬的工作方式(李培林，1996)。此观之，打工主体被外部社会从多维度定义为“社会底层”，而“‘底层’一词 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刘旭，2006：199)。外部社会通过将打工主体身份进行归类和标签化，使“打工”逐渐由一个中性词变成歧视性话语，从社会语用到社会观念层面完成了对“打工”的污名化。

当下青年群体主动建构 的“打工人”身份显然有别于早期被动的“打工仔/妹”称谓。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话语，在网络时代青年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功能。

(二)身份认同：“打工人”作为一种网络流行语

现有研究整体上多从宏观视角对“打工人”流行语进行解读，缺乏实证研究。更为遗憾的是，上述研究都没有将“打工人”流行语与作为社会实在的打工主体相结合，就流行语来谈流行语，导致研究缺乏现实关照和理论反思。杜连森(2021)以职校生为例 研究“打工人”培养模式，虽照应现实，但仅聚焦于职校生教育，对社会上各类职业的“打工人”群体并无涉及。

(三) 分析框架：话语的“认同互构论”

身份认同不是一种普遍的实体存 在，而是文化上特定话语的建构。话语作为人类交往的媒介，不仅能够生产知识、真理和权力，而且还建构话语主体、知识对象乃至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胡春阳， 2007：135)。因此，话语在人与外界的互动中既反映着个体的身份认同，更建构着个体的身份认同。具体而言，话语对于身份认同的建构可分为社会建构与自我建构两条路径。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由社会环境形成并被其不断影响的过程，外界社会是身份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Lawler，2014：17)。在此意义上，“打工”作为一种社会话语，在长期的历史嬗变中凸显了外在社会层面的话语建构对于个体身份认同的影响。因此，这种认同更具历时性和社会性，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被动式的身份认同，是被赋予的身份和标签，是认同话语的社会建构。自我建构理论与社会建构理论相对应，认为身份认同的本质是心灵意义的归属，所以更关注人心理健康和心理层面的身份认同归属(张淑华等，2012)。

本文综合上述学术视角与观点，认为个体身份认同是通过话语进行建构的动态过程，既受到外在社会的影响，也有其内在自我的影响，两者缺一不可。身份认同的建构从来都不是由话语发起者单向度完成的，无论是被动赋予还是主动建构，都是通过话语在自我与社会、内部与外部充满张力的互动中不断接近达成的。认同话语的建构功能具有一种主体间性，是社会建构与自我建构的有机结合，两者不可偏废。认同互构是身份认同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的双向互动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认同互构的过程中，通常还要经由群体来完成，即个体所属群体的话语建构也对其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为更细致地考察“打工人”话语对于青年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本文将“打工人”认同话语的建构分为自我建构、群体建构和社会建构三个维度，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同一话语在不同场域下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正是基于“认同互构论”这一分析框架，本研究将探索以下研究问题：“打工人”作为一种话语，如何在自我建构、群体建构与社会建构三个维度形塑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透过“打工人”这一话语，青年群体建构了怎样的一种身份认同？

(一)摇摆的“打工人”心态：后疫情时期青年群体的自我表征

随着后疫情时期的到来，青年群体主动将“打工人”作为一种话语用于身份认同的自我建构，此时相应的“打工人”心态便成为“打工人”认同话语的自我表征，不再像早先“打工”心态那般一味消极否定，而是在摇摆和矛盾中重新建构自我。

1.游戏与反省

表面看来，“打工人”最初也是一场因网络模因(Meme)引发的语言游戏。 作为网络流行语，“打工人”话语反映了人们从疫情静态管理、在家办公的状态 中得以解脱的愉悦心情,通过这种无伤大雅又与己相关的语言游戏来表达自我，是公众自主参与网络群体传播意义构建的一种话语权力扩张，也是一种集体话语狂欢。然而，“打工人”模因游戏背后更有着极强的现实及心理诉求，即广大青年群体面对后疫情时期社会各行业缓慢复苏、内卷加剧、短期内工作形势可能更加严峻的职业现实，并对此感到焦虑和不安，开始对自我职业及社会身份进行自省与重构。

2. 自嘲与自励

“在别人嘲讽自己之前抢先对自己进行无情嘲讽，实质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言行。”(李礼，2013：78)然而“打工人”自嘲不仅是自我保护，更是自我激励，所传递的并不是完全消极地否定“打工”的意义，而是于否定中肯定“打工人”的价值。丰富的“打工人”话语变体是网民群体智慧的凝结，青年群体借此达成人际交往与建构自我身份的目的。

3.无责与有为

许多受访者之所以将自我划归为“打工人”，一方面是需要其通过工作来赚取经济报酬，另一方面是对自身工作现状的不满。“打工人”话语在后疫情时期成为潮流，是青年群体对疫情以来主流价值不断强化责任与义务的一种仪式性抵抗，以无责化心态实现自我安慰和心理免责。但“打工人”的矛盾正在于，这种心态并不完全消极， 同时也是一种有为心态。疫情加剧了职场竞争，个人上升通道变窄，相对剥夺感增强， 职业发展受限的现实冲击着青年个体的职业理想，也让其重新自我定位，对职业、生活乃至生命进行新的思考：一味地“丧”“佛”并不能使“打工人”境况变得更好，即便意识到“打工”可能无法实现人生理想，但还是选择继续“打工”，毕竟生存才是第一要义。

“无责且有为”的“打工人”心态并非一蹴而就，其成因可能是多方角力的结果。从文化传统来看，长久以来国人文化基因中便糅合了儒家的“有为”与道家的“无为” 思想。“无责且有为”是“打工人”在当下社会找寻的一种“为”与“不为”间的平衡。从现实生活来看，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使个体更关注自我利益的实现。

综上所述，“打工人”流行语作为青年文化，是当下我国青年群体认同话语的自我建构。从个体角度而言，“打工人”是青年个体主动选择的身份认同，其背后矛盾且挣扎的“打工人”心态较之相对单极化的“丧”“佛系”“躺平”等是一种反思与进步。

(二) 脆弱的“打工人”认同：群体单向度的共同体想象

打工人”的意涵在此被无限放大，几乎所有有工作的受访者，甚至没有工作的学生都将自己划归为“打工人”，这是一种主动建构的身份认同。但当研究者进一步追问“你是否介意别人在和你交流时，称呼你为‘打工人’”，受访者的态度开始出现明显分化。从事体力劳动的受访者多数表示不介意。但非体力劳动受访者的态度更为扭曲。其中大部分人表示，“打工人”是一种自嘲用语，只能主语是第一人称时使用，不能用来说他人，也不希望被他人如此称呼。就认同话语的自我建构而言，一面表示认同自己的“打工人”身份，一面又不认可他人用这一话语来称呼自己，足见这是一种矛盾的身份认同。表面看来，本次受访者绝大多数都自我贴上了“打工人”身份标签，“打工人”作为一个虚拟的精神共同体呼之欲出。但随着访谈深入即会发现“打工人”群体内部思想上的“默认一致”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不同社会阶层受访者对于“打工人”意涵的界定并不相同。

在“打工人”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上，受访者虽属同一群体却并没有达成思想上的“默认一致”，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分化明显，即便在非体力劳动者群体内部也存在着认同差异。故而从话语认同的群体建构角度而言，这种不被共同体中其他成员所认可的群体身份，只能是非体力劳动者群体单向度的共同体想象。

(三)吊诡的“打工人”景观：收编与缝合的社会可能性

1.“打工人”认同话语的社会遮蔽性

“打工人”认同话语的社会建构具有一定的遮蔽性，流行语的狂欢不仅遮蔽了青年“打工人”反抗意志的表达，更遮蔽了传统劳资关系的对立，使资方得以将自身伪装成“打工人”一员，加剧了对“打工人”的异化控制。“打工人”作为网络流行语， 最初被青年网友用于身份认同的自我建构，是其释放压力、自我安慰的一种手段，本质是“打工”主体反抗意志的表达。但随着流行语的狂欢，商业资本、媒体机构的收编，“打工人”认同话语的社会建构丧失了其批判内核，与自我建构出现撕裂，“打工人” 话语开始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存在。

“打工人”的批判意涵首先体现在青年群体通过自我建构方式对长期以来社会上将 “打工”视为底层的话语模式发起挑战，使人们重新思考何为“打工”。没用但依然会做，这既是面对现实的无奈，也是一种典型的以网络亚文化为载体的仪式性抗争。青年群体通过将这种抗争蕴于“打工人”话语之中，从而完成了身份认同的自我建构，并渴望借助话语的使用和传播建构新的群体认同，改变社会对于“打工”的看法，进而达成“打工人”认同话语自我建构、群体建构与社会建构三个维度的统一。然而当众多媒体和机构开始称呼广大劳动者为“打工人”时，“打工人”自我建构中的批判性被有意或无意地消解了，并彻底从矛盾摇摆的语境中剥离出来，成为了媒体语境中一个“正能量”的词汇。

与此形成呼应的是，几乎一夜之间，“打工人”“早安打工人”等纷纷被抢注商标，“打工人”话语以娱乐形态频繁出现在综艺节目和网红直播中，大量印有“打工人”字样的商品开始售卖。资方的商业收编客观上加速了“打工人”的传播，但同时也使得“打工人”变成了具有娱乐性质的消费主义话语，遮蔽了“打工人”自我建构中的批判意涵，扭曲了群体建构中的身份认同，一定程度上使“打工人”话语在社会建构层面沦为资本狂欢的注脚。

表面看来，“打工人”认同话语的社会建构似乎抹平了现实社会不同阶层的巨大差异，其实只是遮蔽了现有社会分工下劳资关系的紧张，真正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社会结构的问题依然存在，而这种断裂才是造成“打工人”话语自我建构、群体建构与社会建构三者冲突的深层原因。

2. “打工人”认同话语的社会建设性

虽然青年群体对于“打工人”的身份认同更多是一种话语的自我建构，但不可否认，“打工人”的确通过流行语的大规模传播完成了话语的社会建构。“打工人”出圈的主要价值在于使人们重新关注到这一话语背后的现实指涉，即打工主体，同时也为后疫情时期的现实社会提供了一种重新界定不同社会阶层的可能性。“打工人”话语的“认同互构”使得青年“打工人”和传统“打工者”在现有生产结构中出现了联结的可能性。如果说“社畜”“屌丝”“佛系青年”等表达的是青年群体基于社会文化的身份认同，那么“打工人”则是聚焦于更为基础层面的生产方式的身份认同，带有强烈的阶层意识。青年“打工人”面对日益加剧的职业竞争和阶层固化现实，开始抛弃原有的阶层观念，透过社会分工的表象重构自我身份认同。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现有结构下，所谓“白领(非体力劳动者)”与“蓝领(体力劳动者)”只不过是劳动具体形式的差异，本质并无区别，青年“打工人”新的阶层意识逐渐觉醒。

“打工人”为消弭社会分工差异、填补阶层对立鸿沟、凝聚社会身份共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话语媒介，对于释放社会压力、缝合社会断裂和整合社会意识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本文尝试提出话语的“认同互构论”，认为“打工人”作为一种指涉身份认同的话语，具有自我建构、群体建构和社会建构三个维度，三者充满张力的互动勾勒出当下社会青年“打工人”的身份认同景观。后疫情时期青年群体呈现出的“打工人”矛盾心态，本质上是其通过“打工人”话语进行身份自我建构的表征，同时也是疫情影响之下中国社会现实的折射。

作为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的统称，“打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跨越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尽管这一话语可能会随着网络流行语的热情褪去而逐渐消隐于日常生活， 其意涵也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新的流变，但是这一话语背后的身份主体——打工者，仍将作为历史发展的沉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和生存境况也将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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