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教育新媒体暨舆情研究中心

可见与不可见: 短视频平台中农村女性的身体叙事研究

作者:陆新蕾 单培培





摘要

数字媒介时代农村女性“可见性”的生产是她们与数字平台之间动态协商和资源争夺的结果。一方面,数字平台赋予农村女性组织和管理自我可见性的权利,农村女性博主以身体作为“入场”的可支配资源,以自身的视觉逻辑积极开展身体叙事,在交往和抗争中展现与自然互构的粗粝身体;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仍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操纵着她们的身体呈现,并通过强调“自我赋权”叙事,将普遍的个体困境与系统性的结构问题相分离。由此,为平台所监视的身体成为自我规训的产物、消费社会中的身体沦为可获利的商品、性别文化中的身体难逃主流的性别秩序、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身体仍需接受城市群体的想象与裁剪。





问题的提出

大众媒介时代的“可见性”是一种“加冕”,媒介通过对新闻素材的甄别、遴选和确认,赋予一个群体不同于另一个群体的可视化能力与潜力。作为“公共注意力的管理者”,媒介是揭示和重构“谁被看见、谁被隐身、谁能看见、谁的视线受阻”的视觉条件。农村女性由于“阶层”与“性别”的弱势叠加,往往被主流叙事所冷遇与屏蔽,她们在媒介呈现中或刻板化、琐碎化,或作为乡村话语中的一环而被代言。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数字平台让可见性变得更为复杂,可见性的生产成为农村女性与数字平台之间动态协商和资源争夺的结果。当带有社交性质的短视频提供了“手机拍摄+一站式剪辑”的低门槛技术,数字平台不仅挖掘并生产了农村空间的可见性,改写了视觉媒介中农村之于城市的地缘图景,同时也赋予了农村女性组织和管理自身可见性的权利。本文从“身体”的维度强调可见性,一方面身体符合短视频竖屏呈现、滑动切换以及界面沉浸化设置的视觉逻辑,这些技术逻辑偏好身体的“在场”;另一方面,对于缺乏文化资本的农村女性而言,她们难以通过文字书写步入公共空间,“身体”是她们“入场”最易调动的可支配资源,而短视频的低门槛技术为她们进行身体整饰提供了便捷。





可见的呈现:交往与抗争中自然而粗粝的农村女性身体

(一)与自然空间互构的身体
传统媒体时代,农村空间的“出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空间赋权”,往往服务于崇高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新媒体时代的农村空间呈现则摒弃了宏大叙事,转向那些被主流话语遮蔽的、漠视的、推向远处的日常空间形态。于是,由河流、田舍、山川、农人劳作等微观细节交织而成的“拟态家园”完成了从“隐蔽”到“祛弊”的转变,这一日常空间立体而多维,形象且具体,成为一种游弋于政治逻辑之外的特殊存在。传统媒体借由横屏传播所呈现的是经过导演和场面调度的空间,不着意于单个身体的呈现,而短视频的竖屏传播和第一人称视角增强了代入感。正是这种代入感,增强了对身体的感知,身体在很多叙事中就成为建立与空间联系的重要载体和纽带。
与大众媒介建构的显著城市地标、城市主流消费场所或城市化的家居场景等不同,农村女性在短视频中呈现的身体通常处于自然的乡村场景中。她们或是展现自身真实的家庭环境,或是呈现周遭原生态的田园图景,亦或是遵循自身的主观意愿在农村各处寻找适于自己表演的场所。身体作为农村空间中的主体,与自然环境交流互动并巧妙融合,以行动的方式、流转的自然空间摧毁大众媒介建构的趋同景观,使日常生活的平淡清浅、细水长流得以展现,显现出一种不同于城市物化景观和消费氛围的“自然哲学”,这种哲学既包括种豆南山、自耕自食的生活方式,又蕴含人的生命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田园刘娟”在视频中插秧、锄草、挖花生,她的身体实践在日常劳作中被捕捉、放大,季节、时令、清晨、傍晚等时间性和田舍、菜地、果园等空间性通过身体经验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还原到日常生活中,展现了沉浸自然韵致而忘我的境界。而用户则在身体的引导下完成逼真的“乡愁”体验,不仅走进视频博主的个人生活,也走进媒介所建构出的更广阔的自然空间中。有用户评论:“让人心驰神往,也许这才是该有的生活样子”“大自然真的好”“多少人向往的田园生活”。
(二)粗粝的、未经修饰的身体
农村女性以粗粝的、未经修饰的身体抵抗着城市精英群体和资本合谋建构的审美霸权。正如费斯克所言:“倘若‘美’已被社会上的统治阶层所驾驭,成为一个隐喻,那么,怪诞便在隐喻的意义上,表达着被统治阶层的体验和抵抗。”都市女性的“自拍文化”强调的是滤镜和修饰,是纤细的、白皙的、幼态的身体,而在农村女性的视频中,女性的身体不再是美的对象:它是怪诞的、粗粝的、未经修饰和雕琢的。它从身体的社会建构与评价当中被清洗出去,在她们身上,没有对身体的自恋投入,有的只是由劳动过程和与自然关系所导致的一种工具式的视角。
(三)交往的身体
交往的身体主要有两种意涵,一是视频中呈现出的农村女性与同村人交流、互动的身体,二是身体作为符号进行社群交往与建构群体认同。
首先,不同于媒介技术下的虚拟在场,具身交流更易建立真实的情感联系。虽然远程交流技术作为一项创新已在农村得到扩散而陌生感也并不是新技术的必然结果,然而“亲临而在场恐怕是我们能做到的最接近跨越人与人之间鸿沟的保证”。I4身体在社会交往中的基础性作用仍不可取代,面对面的身体在场“本身就显示了某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本真性和善意”。其次,身体主体具有认同印记的传播意涵,身体展演所呈现的风格、行为举止、文化习性等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某种认同的机制。I6在短视频平台上,农村女性会自觉地、天然地、无意识地凸显其“来自农村”的身份,这种凸显体现为穿着农村地区的特色服饰,或说当地方言,或穿梭于乡土景观中,或体现为参与某种传统乡村仪式等。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会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向和外群体歧视。I7这些身体记号承载着特定的符号意义,体现了农村女性对自我的归类,便于农村女性用户在虚拟空间中找到“我群”的存在,使得农村女性博主和粉丝彼此共享情感和符号意义。
(四)抗争的身体
作为基础设施的身体始终是抗争与协商的场域,人们“以身体为表达媒介,在身体维度上编织抗争性话语生产的身体叙事实践”,身体被视为生产抗争性话语的“一种强大的修辞资源和叙事系统”。作为基础设施的身体始终是抗争与协商的场域,在短视频平台上,弱势群体通过对身体的折磨与损毁,将“弱势感”编织进身体维度。近些年,由于监管制度的完善,以自残(喝农药、自焚等)为代表的极端行为逐渐减少,然而审丑式的、无尊严的、夸张性的身体表演仍然存在。无论是蓬头垢面,还是夸张地摇摆,亦或是背着孩子下跪,这些看似个体化的表达实际上具有某种内在的互文性,它们共享着相似的操作“元叙事”,即通过展现痛苦的、无尊严的、奇观化的“身体意象”以表明自身的弱势地位和边缘性。
从结果上来说,这种身体抗争使得身体从原本不可见的黑暗状态中挣脱出来,走向“前台”接受公共目光的“打量”,由此,身体完成了从生理性身体到政治性身体的转变。身体的“前台”表演引导公众去思考被掩盖的“后台”。“后台”是什么?是边缘群体的利益诉求,是被有意遮蔽的弱势群体悲剧,是暗流涌动的城乡二元社会的结构性差异。虽然不断被主流都市话语选择性呈现与扭曲或被商业话语收编和消解,但农村女性借助于短视频的身体表达依旧是一种让乡村文化和诉求获得可见性的努力,一种对当下乡村文化和记忆进行媒介重塑的尝试。农村女性正是通过身体表演实践,从失语状态中挣脱出来,冲击着精英支配的都市话语体系和主流大众审美底线。其身体表演所指的不仅仅是戏谑的、狂欢的形象,更是对传统道德权威、价值观念的讽刺。如“云南佤族黑妹”穿着黑丝,对着镜头扭动腰胯,踩着音乐节拍猛烈摇摆,还时不时地甩头、转圈,配文“离婚的女人怎么的”,她用潇洒、张扬的身体动作表达其对传统婚姻观念的抗争。在另一则视频中,她则穿着树叶做成的衣服,头戴草编成的花环,手拿树叶做成的话筒,赤脚站在黄土地上,她的配文“评论说我男人多”和她展现的恶搞、混搭风格,形成了一种对社会偏见的反讽。





不可见的困境:多重权力宰制下的身体

可见性对于社会性别角色与结构的形塑有重要作用,具身体验本身就是一种有关社会性别的差异化经验。作为客体化的凝视对象,身体的视觉能力蕴藏于具身而可见的身份观念中。可见的差异使社会性别自然化,通过训练,人们得以挑选出具有物质现实的身份特征,由此在可见性中生产关于社会性别的固化体验。短视频的兴起让原本处于边缘的农村女性在网络空间中获得争取经济利益和文化地位的机遇。但当她们将“身体”作为撬动既有权力杠杆的可支配资源时,就已进入被权力形塑和规训的网络之中。身体一旦成为“可见”的存在,便要承受话语的扭曲、遮蔽和改造,这就是可见性悖论。
(一)全景敞视主义下被规训的身体
现代社会里的规训机制更为温和,也融入了许多新的元素。首先表现在控制的范围上,相较于以往把身体当作密不可分的整体来看,现今权力方更倾向于把它“零敲碎打”地分别处理,这意味着农村女性的每个身体部分都可以被改造、完善和驾驭,可概括为“支配活动人体的微分权力”。平台对农村女性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有一套微妙的强制,如个体的手不能直接触碰蛇、蝎子等危险动物,嘴不能说脏话,皮肤不能见血等。其次表现在控制的模式上,平台在技术驱动下,将个体置于福柯所言的“全景监狱”中。平台监管方像位于中心的“瞭望塔”,他们可以随时查看用户在平台上的一举一动,并对违规内容进行警告和查封,但具体的审查尺度始终充满不确定性且由监管者动态施展。农村女性博主知道监管方的存在,但不知道何时会触发违规,这就造成了一种有意识且持续的可见状态,她们在无形的视觉压力下约束自己的言行,完成对自我身体的规训。
(二)资本逻辑下景观化、商品化的身体
生产有用而顺从的身体是现代权力技术的目标。对参与短视频生产的农村女性而言,景观化的身体通过商品化成为了有生产力的身体。一方面,身体必须经由驯顺而达到安全,对于有一定积累的IP,封号涉及生产力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这种驯顺的身体又不能完全沦为对标规则的平淡无奇,它必须自我景观化,甚至有点出格,游走于审查的模糊地带,以此提升潜在的生产力。
(三)“男性凝视”下的欲望身体与“女性嫌恶”下被指责的身体
女性往往是因为其身体而非其他属性而受到关注,她们的身体时常作为一种景观出现在媒介文化中。因此,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受到鼓励,要把自己的身体发展成“为他人而在”的感知客体。劳拉·穆尔维提出“男性凝视(male gaze)”的概念,认为男性通常是主动凝视的主体,也是权力和欲望的主体,而女性则被编码为具有视觉和色情感染力的被观看的被动客体。
(四)城乡差距下自我贬低的身体
戈夫曼有关污名的分析表明,我们在理解自己身体的时候,往往就像照镜子,而镜子里给出的映像则是由社会的观点和偏见所框定的。所谓被污名化,指“不具备被社会完整接受之资格的个体的处境”。在社会给予的“土味”“低俗”“泼辣”等污名化标签影响下,农村女性也逐渐意识到了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她们将自己归类为“农村人”,并产生自我矮化和自我贬低的意识,通过身体叙事去迎合观者想象。如在农村女性所生产的视频中,我们常会看到诸如“你会嫌弃农村人吗”“不嫌弃农村的点进来”等表述。正是因为察觉到他人的歧视与嘲笑,农村女性产生了自我归类和社会比较的意识,她们主动将自己视为“农村人”,但她们并未想着去颠覆城市偏见和刻板印象,反而刻意强化农村女性“泼辣”“低素质”的形象,又或者陷入悲叹“生在农村命苦”的宿命论中。





四、讨论

数字平台与移动智能终端技术的不断革新,必然会带来权力的更迭,使农村女性“挣脱”原本的不可见状态。数字平台的技术可供性给予能进行吸引眼球式自我呈现的个体以更高的社会地位,营造出平等、普惠的阶层流动表象,勾勒出财富自由与阶层上升的“新世界”,鼓励用户“自我赋权”。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个农村女性开始以自身的视觉逻辑进行自我呈现,海量的个体叙事交织出热闹又错综复杂的身体图景:与自然空间互构的身体,粗粝的、未经修饰的身体,交往的身体,抗争的身体。然而,社会地位、惯习与品位之间的相互关系生产出各具特色又相对稳定的身体形式、身体取向及各类身体资本,身体天然具有隐匿权力法则和意识形态的属性,权力得以在暗中渗透进看似自主的身体内部。数字平台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控制着农村女性的可见性,操纵着其身体叙事。


本文转自《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1期陆新蕾 单培培-——《可见与不可见:短视频平台中农村女性的身体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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