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健康传播运动的双重话语与“国家”在场——以“送瘟神”为案例的讨论》

【摘 要】爱国卫生运动是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健康传播运动。本文以这一运动历程中具有代表性的 “送瘟神”（去除血吸虫病）为案例，以健康传播与社会医学为理论支撑，旨在通过提炼中国媒体的双重话 语，寻找这一运动背后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并探讨由此带来的“仪式健康”与健康传播运动在中国和西方 国家的不同面向。研究发现：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家”话语介入疾病传播的场域，黏合了政治意 识—科学知识、群体劳动—健康理性、公共诉求—生态需求这些结构性因素。其中，“国家”在场带来了爱 国与健康的认知，促进了仪式的萌芽，且让“仪式性健康”在当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件中被反复印证。

【关键词】爱国卫生运动；“送瘟神”；《人民日报》；仪式健康

新中国成立伊始，以消灭病媒虫兽为健康内容的一场防疫卫生运动，被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3）。这一运动“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围绕不同的主题（如“除四害”、消除传染病、改水改厕等）继续开展”（李自典，2010），持续至今，影响深远。对爱国卫生运动的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学者借用西方社会科学框架进行的研究（Lampton，1977；Garfield & Salmon，1981）才提炼出结构矛盾、中西差异和机会结构等问题，形成两种研究路径。第一，以跨文化（cross-cultural）为理论框架，探讨华人健康状况。最初，这一路径以中西交融的区域研究为主，以西方的研究思维来探讨国人的健康观（Ho，1985：223-230）。进入21世纪，随着移民趋势渐显，这一路径也转变为对华人在他国的健康结构研究（Miltiades & Wu，2008；Rochelle & Marks，2011）。第二，以特色议题为引导，分析中国式健康传播。

仔细辨析，这两条路径看似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等来分析中国，实则更多是以西方“他者”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且缺乏将西方研究路径与中国本土经验融合的探讨。这样一来，往往会呈现较为明显的缺陷：一方面，经验材料表现为对中国健康现象的描述，材料精致却浮于表面，成为帕克（Park，1940）话语里对中国“熟悉知识”的再生产，缺乏对深层结构性问题的洞察。另一方面，忽略了中国本土的现实状况、文化语境等，仅仅把“中国”视为获取经验材料的场域，无法将研究问题放在中国本土的健康系统和传播阶段中进行多层次的考察。

为弥补这种研究进路的缺憾，本文尝试在社会医学的框架下梳理“爱国卫生运动”这一中国式的健康传播运动。梳理的逻辑起点在于：沿用对该运动结构性因素探索这一思路，笔者在阅读之后初步发现，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家”媒体话语和以区域性的医学史料、健康文献、新闻报道等为代表的“地方”媒体话语呈现出了双重取向，这在社会医学行为、专业健康话语、科学知识报道等细节之中尤其明显。基于此，本研究试图追问下列问题：中国式健康传播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是什么？通过话语分析，媒体呈现出怎么样的取向？这种取向又能够折射出背后什么样的问题？结合医学经验，中国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它们反映了中国式健康传播运动什么样的本质与特点？而这种本质究竟又能带来什么样的、与西方国家同类运动不同的面向和启发？

健康传播运动被麦奎尔界定为“通过大众传媒或其他传播渠道，说服个人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改变生活形态以及过着更健康的生活”（McGuire，1984），罗杰斯等人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它的组织性、规模化、阶段性等特征（Rogers & Storey，1987：817-846）。

为了研究聚焦，笔者将“爱国卫生运动”的梳理起点确定在1952年，因为正是在这 一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确立了“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经历几十 年的发展，诞生于这一运动中的“中西医结合”“门前三包”等媒介话语与不同阶段的“除四害”“三下乡”“京九行”等案例一起，将不可化约的日常健康经验凝练成为几代国人的集体记忆，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一）研究设计与资料来源

本文的话语资料来源为两部分：一是借助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全文检索系统（1952—2005），通过界定关键词的方式来检索、提取，从而获得此运动的“国家”文本。二是辅之读秀数据库、现刊索引数据库以及由疾病调研组资料、地方县志、防治材料汇编、地方档案馆藏、区域工作简报等组成的“地方”文本。由于后者较为分散，不再单独罗列，仅在后续论证中逐一呈现。

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选择“送瘟神”作为分析案例，除了对健康传播运动的研 究特点——关注个案与强调阶段——的延续，还尽可能地考虑到此运动的中国特色：在持续超半个世纪的运动中，血吸虫病是为数不多获得过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关注的疾病种 类，且“送瘟神”话语因毛泽东专门的诗词而广为人知。从中国经验出发，它不同程度 地上升到了国民记忆的高度，并与国家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换言之，这一案例持续时间之久、勾连话语之多、内涵意义之强都使它在多阶段的爱国卫生运动中格外凸显。

（二）话语分析与操作形式

通过媒体话语来呈现社会现象，并由此分析背后的相关结构是传播学常用的研究思路之一，批判话语则能深入地观察、描绘、解释某类问题或案例。因此，笔者回到“爱国卫生运动—血吸虫病”的话语场域，通过阅读、对比和分析能代表“国家”话语的《人民日报》并整理、收集诸多“地方”的医学史料、健康文献、新闻报道等来呈现场域中具有双重取向的话语，从而回答经验性事实，并对其进行解释、分析及论述。

在社会运动研究中，“话语”不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还能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周裕琼、齐发鹏，2014）。本文之所以分析话语，是认可赵鼎新将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视为反映社会运动的变迁与结构的重要因素（赵鼎新2006）。其实，本文真正想透视的是爱国卫生运动话语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笔者发现媒体话语的差异主要反映出“政治意识—科学知识”“群体劳动—健康理性”以及“公共诉求—生态需求”三种结构性因素。以此作为分析框架，尝试引出“国家—地方”在社会医学中的经验性处理逻辑，并试图探讨产生这些逻辑的深层认知。

（一）“政治意识—科学知识”的结构性问题

“党组织发动曾患血吸虫病后被治愈的贫下中农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既诉阶级压迫之苦，又诉血吸虫病之苦；既思新中国党对群众关怀之甜，又思血吸虫病愈后家庭幸福之甜，以使群众认识到，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既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又坚持对血吸虫病的斗争。”——《关于第九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的报告》，1964年2月25日

这份文献记录了血吸虫病的“政治化”呈现。其实，疾病的“政治化”讨论并不鲜见，且有着将血吸虫病与新政权巩固（李洪河，2012；张晓丽，2014）、社会动员（施亚利，2014）、体制总结（王冠中，2011；谢晗，2018）等相缠绕的宏观取向。宏观取向往往将“国家”视为一种整体，既忽略了对疾病影响的多元观察视角、对疾病生成的机会结构分析，又遮蔽了主流媒体调和矛盾、转合话语、引导取向的诸多努力。

（二）“群体劳动—健康理性”的结构性问题

在血防中广泛采用的“开新填旧”，其旨在通过开垦新的与填埋旧的河道、沟渠等来促进水流通畅，从而更改钉螺的生存环境，达到消除血吸虫病的目的。由于群众性特征明显，“开新填旧”在主流话语体系中被重点强化了效果——“开新填旧十六万多个土方，灭螺面积一百八十二万多平方米”（1969-07-12）、“马牙公社二十八道有螺河、构，全部开新填旧……消灭了五万多平方米的钉螺”（1973-03-28）等，并在彼时与“科学”（1973-10-03/1970-01-27/1972-02-09等）话语相勾连。但是，这种明显带有群体性的劳动无疑忽略了健康治理所需要的理性与精细。例如：“开新填旧”目的在于消除钉螺，可“填沟之后，田中钉螺大大减少，塘中、沟中钉螺的变化却不大”（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编辑小组，1959：12），原因就在于钉螺多寄生于入水口而非塘中，一旦水再次流入，钉螺即可复生。同时，“丰乐河北岸的小姆谒灌区18条沟渠在灭螺举措中被填埋”（歙县革命委员会卫生局，档案号：66-1-71-1970），而这些沟渠本属于灌溉农田的常态水系。不仅如此，大量官方记录的是运动中存在的群体劳动（group labor）话语，而非健康医学话语。

（三）“公共诉求—生态需求”的结构性问题

70年代以后，灭螺措施增加了药物（五氯酸钠、氯化铜、五氯酚钠等）治理，“仅一年（1971年）余干县就向湖中洒下五氯酸钠4000吨”（朱海虹、张本，1997），药杀直接导致了水体污染、大量水生物的死亡以及持续性的土地污染等。从生态需求而言，并不是所有地区都适合“水改旱”——这一举措适合水系自上而下分布的平原地区，却并不适合水系绵延、复杂、地势偏高的高山丘陵地区。例如，“歙县（岩寺、城关等地区）不能实行‘水改旱’的田地面积占20%，即19,446亩”（安徽省歙县人民政府卫生科，档案号：66-1-6-1953），但在灭螺诉求下，这种结构性矛盾不仅被忽略，且在推广过程中直接造成了青浦、吴淞、皖南等地的生态改变。在笔者的阅读中，官方话语更多呈现出“国家”的公共诉求，对运动中自然环境、生产环境的破坏关注不多，“地方”资料却对此作了记载。

论证至此，有个核心问题亟待回答：一旦超越科学知识、健康理性和生态需求，“送瘟神”的健康效果又是如何达到的呢？就客观性而言，由于血吸虫病属于自然疫源性较强的环境疾病，诸多更改环境的做法确实能阻断“病人（畜）—钉螺—成虫”之间的传播链。就主观性而言，官媒对于病患的“治愈”与“治疗”的认定存在偏差：根据全国普查，到1959年各地的病人死亡率在0.1‰，治愈率是85%以上（白备伍，1959），而“治疗”则以恢复劳动力、享受医疗资源以及改善部分症状为标准，所以才会有“全国范围内治疗了约14万病人，改变了流行区卫生状况，但未能从根本上控制血吸虫病的流行和蔓延”（江苏省档案馆，3119短期5）的记录。

新中国伊始，1亿多人受到血吸虫病威胁（1950年全国普查，总人口为5.5196亿 人），这种情况绝不是西方常见的行业协会、医疗团体等主体能够应对的，唯有寄希望 于更为强大的体制，即政府组织。于是，在彼时的中国，“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 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杨念群，2006：18），凭借 着增进民众健康、提升个体及家庭劳动力，保证基础生存条件、改善群体健康生态等目 的，“国家”得以顺利进入疾病场域，并最终上升到强化意识形态、增进凝聚力等目的之中。

（一）“国家”在场的本质及特点

如果说中国的健康传播（爱国卫生）运动是由“国家”来设定大部分的行为框架，并主导着人力、财力等社会性资源，即使有着不同的疾病侧重点，也多是围绕着这种行为框架来解释资源与结构的相互作用，那么，无论怎么研究（归因、设定变量、测试信 度等）都难以做出仅限于疾病层面的结论。至少在此运动中，健康可视为科学与国家环境、社会规范、文化结构等互动的结果。

本文至少能发掘出该运动的两种特质：其一，国家“治疗”高于个体“治愈”。就界定治愈标准而言，国家整体的“治疗”效果要远高于个体的“治愈”效果。其二，群体情感超越医学理性。这要么造成了效果良好却以破坏环境、改变生态为代价的后果，要么造成了一定时期内健康效果的偏离、软化。同时，正在强大的国家形象以及对国家能力的高期许，也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之中被“国家”自己所建构着。行文至此，“国家”在场回答了研究中的逻辑起点，但在概念和经验上的凝练上似 乎稍欠火候，那是否有一个（概念）话语能够回答“国家”在场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仪式性健康”的生成与作用

在展开探讨之前，必须承认爱国卫生运动获得了惊人的成功。郭于华（1999：125- 131）在考察了该运动的其他个案后，将之归功于“国家”的仪式化运作，这与张珣（1989）对我国台湾地区乡村的医疗考察后的结论非常接近。基于材料，笔者虽然认可 “仪式”对彼时国人行为的解释力，但却更进一步地认为：这种仪式还包括了“有助于 促进社会团结，祛除可能影响共同体和谐的危险因素的战略行动”（Senft & Basso， 2009：82）的新涂尔干主义（Neo-Durkheimism）。换言之，仪式性健康的存在修补了国人对“治疗”的过程性满足，而非仅是对“治愈”的功能性期待，这种过程还囊括了国 人对“疾痛”社会支持的渴望、对“病人角色”（sick role）情感归属的需求等思维。

在治疗中，这种仪式性同样明显：从病理学来说，血吸虫病有着急性/慢性/晚期之分，即使是恢复劳力、症状减轻也并不意味着疾病的治愈。今天再回顾运动的早中期，大量媒体文本中留下的是裹挟着形象重塑、社会治理、意识动员、资源统筹等的仪式性健康，而非全然是真正科学的医学行为。限于彼时中国的客观条件，仪式的存在似更像一种兼顾有动员性质的慰藉——它将“国家”的责任、关爱、礼仪等呈现而出，并缓和着民众对固有疾病的恐惧、对医疗费用的担心、对生存环境的不满等。此运动体制化了民众的健康行为，却也掩盖了建构健康的多种因素（个体、组织、环境等）之间的动态平衡。同时，“仪式”也让政府能在可控的界限内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

本文呈现出爱国卫生运动中的三种结构性问题，探讨了这些问题被遮蔽与转化后的“国家”在场，并认可“仪式性健康”的存在。笔者认为，大部分民众对这些仪式以及由此引发的情感关联记忆犹新，而忽视健康（疾病）问题本身的科学性、医学性。同时，这种忽视也带来了个体在健康方面的习惯性失责与将“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健康主体。不仅如此，对疾病的治理意味着国家的转型和对其当前被嵌入其中的社会的调试，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就指明了“国家”在处理疾病问题之时，在操作层面需要更加情境化、细致化、层次化。集体记忆的遗留、健康习惯的失责，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相关卫生政策的惯例、制度化的潮流。在这种管理模式之下，群众相对性地会偏好于政府的决定，甚或塑造特定的社会价值观。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健康传播运动与西方国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向：在西方国家，健康传播运动往往由“（具有）特殊利益、志愿组织的普通公民”（Faden，1987：27-37）为主导，在医疗科学、结构组织、社会资本等因素的互动作用下，更加强调“预防优先于治疗”（Karan，2008）与健康知识普及。也正因为如此，西方的健康传播运动往往在研究结论（经验总结）中会被归纳一套“原则、指标以及有效的活动设计”（Backer，Rogers & Sopory，1992；Randolph & Viswanath，2004）,并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细分具体媒介、不同地区、目标人群等变量影响。所以大部分西方健康传播运动最后得出的结论“只能产生有限影响”（Bertrand et al.，2006），且陷入“缺乏将这些元素集成在一个框架中运行（以及相互影响）的讨论”（Backer，Rogers & Sopory，1992）之局限。

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式健康传播运动在“国家”的宏观框架内，囊括了非常复杂与丰富的元素，虽然“国家”与其当时的社会进行着广泛的互动，但国家基本上是按照它自己的条件和框架来组织和实施这些互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