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教育新媒体暨舆情研究中心

中国主流媒体网络舆论监督的观念嬗变与机制重构

作者:李沁 刘入豪 塔娜


摘要

舆论监督是媒体的核心功能之一,中国主流媒体在长期实践中对舆论监督形成较完整的理念与规范,然而互联网技术变革推动传统认知及实践发生重构。本研究对全国具有影响力的18家媒体调研发现,网络舆论监督作为舆论监督的新形态,其地位和价值均有所上升。舆论监督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越发适应新媒体传播环境,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始运用于监测舆情及媒体议程设置中。同时,不少主流媒体大胆进行机制创新,搭建网民互动渠道、尝试建设性舆论监督、形成“闭环”机制等。本研究建议为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合理松绑并鼓励进行国际舆论监督,引导全民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力量,推动网络舆论监督形成主流媒体和网民多层级、去中心的泛众传播生态的发展。

【关键词】网络舆论监督;媒体融合;沉浸传播;泛众传播


舆论监督是媒体的社会职责和核心功能,传播学经典中更认为“监督是大众媒介的第一个功能”,主流媒体向来是舆论监督的重阵。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对自身舆论监督的职责有清晰的认知和定位。互联网为全球舆论生态场带来了新革命,媒介生态发生深刻变化,主流媒体对于自身舆论监督责任的认知、舆论监督工作机制和重心都发生变革,移动互联网又催生了“掌上舆论场”,网络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新形态的舆论监督形式,呈现出新旧媒体融合发展的新生态。业界对网络舆论监督究竟如何理解?建设性舆论监督是舆论监督精神的丧失还是精进?基于以上问题,笔者于2020年10月至2021年6月期间,对全国具有影响力的18家主流及市场化媒体进行调研,以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采取座谈研讨、实地走访、深度访谈、案例分析、网络大数据分析等多种方式开展调研。在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的同时,向全国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工作从业者以及用户发放了共8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773份,其中媒体从业者群体回收226份,用户群体回收547份,在样本的选择上注重代表性及随机性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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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时代主流媒体网络舆论监督

的认知及实践转向

新旧媒体的交互发展,革新着舆论生成与传播场域,也对舆论监督结构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媒体融合发展,丰富信息传播方式,增强舆论监督的载体和渠道,冲击着国内国际传播的边界,也拓展了舆论监督的内涵和外延。

认知层面:

网络舆论监督的对象范畴扩大化

主流媒体经过长期实践对舆论监督工作形成的认知和传统观念,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和调整,具体表现在从业者对于网络舆论监督的概念范畴认知上,以“维护公众利益”取代“对公权力的监督”,网络舆论监督概念在实践中有被扩大化的趋势。在学界,主流观点是将“舆论监督”的对象界定为党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舆论监督被指新闻媒介代表公众对权力运作进行的监督。舆论监督实际上是媒体监督,所谓代表公众并非基于正式授权,而是一种习惯。舆论监督代行的主要是公民法律权利中的表达权和政治权利中的反对权,维护的则是所有的公民权利。网络舆论监督一般认为是“传统监督方式在网络信息化条件下的拓展,它指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网络技术和各种网络形式,对掌握一定社会公共权力者行使权力的行为进行监督的过程,以达到权为民用的目的。”这一界定与传统媒体实践相呼应。随着社会变革与发展,主流媒体从业者认为舆论监督的范围也应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扩大。虽然多数从业者认为党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是网络舆论监督的对象,但也有不少从业者表示社会组织、公众人物以及普通群众也应被纳入其中。与学界的界定相比,业界的认知更宽泛模糊。

主流媒体经过长期实践对舆论监督工作形成的认知和传统观念,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和调整,具体表现在从业者对于网络舆论监督的概念范畴认知上,以“维护公众利益”取代“对公权力的监督”,网络舆论监督概念在实践中有被扩大化的趋势。

在学界,主流观点是将“舆论监督”的对象界定为党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舆论监督被指新闻媒介代表公众对权力运作进行的监督。舆论监督实际上是媒体监督,所谓代表公众并非基于正式授权,而是一种习惯。舆论监督代行的主要是公民法律权利中的表达权和政治权利中的反对权,维护的则是所有的公民权利。网络舆论监督一般认为是“传统监督方式在网络信息化条件下的拓展,它指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网络技术和各种网络形式,对掌握一定社会公共权力者行使权力的行为进行监督的过程,以达到权为民用的目的。”这一界定与传统媒体实践相呼应。

随着社会变革与发展,主流媒体从业者认为舆论监督的范围也应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扩大。虽然多数从业者认为党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是网络舆论监督的对象,但也有不少从业者表示社会组织、公众人物以及普通群众也应被纳入其中。与学界的界定相比,业界的认知更宽泛模糊。

组织层面:

舆论监督组织形态更趋专门化和专业化

经过近年来的媒体融合,主流媒体调整了内部的组织架构,增设新媒体部门。从整体来看,多数主流媒体搭建了与舆论监督工作相配套的组织结构,可分为两种模式:专项部门负责制和全部门负责制。专项部门负责制能够确保舆论监督工作的单纯性和独立性,凸显了舆论监督工作在媒体组织中的特殊地位,但是单一部门的工作能力有限,这种单兵作战式的组织结构也使得舆论监督工作开展对专设部门的依赖过强,以至发生突发情况时媒体组织难以及时进行调整和应对。而全部门负责制则保证了舆论监督工作在整个媒体组织内充分开展,各部门均能对此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其选题范围面广,内容可因部门负责方向不同而有所侧重。然而这种模式无法保证舆论监督工作的独立性和独特地位,使其很容易被淹没或忽视。

实践层面:

选题和跟踪呈现泛众化和智能化

为适应新媒体环境和公众日益多元化的需求,不少媒体调整工作流程和运行机制,公众参与网络舆论监督逐渐成为新常态。

在选题机制上,媒体从业者会预先主动通过网络渠道了解民意,并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搜索新闻线索,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受众关注、具有新闻价值的选题。传统媒体时代,公众参与舆论监督主要依靠群众来信、电话热线、邮箱等方式。如今公众参与的渠道更多元,微博账号下的用户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客户端后台的用户反馈等都成为选题线索来源。从调研结果来看,线上网民(88.61%)已经超过线下群众(77.22%),成为媒体第一信息源。

在发布机制上,新闻客户端、微博、微信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电视、报纸和广播,成为主流媒体发布舆论监督报道最常用的三种渠道。媒体融合转型进程较快的媒体,已经基本实现全媒体发布,内容主阵地逐渐向网络端转移,其工作思路通常是“先上网后见报”。

在追踪机制上,用户思维在主流媒体开展舆论监督中体现得越发明显。过去,用户反馈渠道有限、周期较长,主流媒体很难据此灵活调整报道内容和形式,如今信息技术的发展让媒体的智能化、及时性追踪成为可能。不少媒体(70.89%)设立舆情监测中心,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了解舆论、进行议程设置、追踪进展。部分媒体借助12345服务热线系统收集汇总群众问题,通过第三方数据了解舆情、民意,构筑起立体全方位的信息池。在进行网络舆论监督工作时,媒体还会参考客观指标,如转发量、阅读量、点赞数、评论数等,并结合后台的用户留言,及时将反馈应用于之后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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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网络舆论监督的

困境和问题

抢时效还是重真相

网络环境下,人们习惯于即时、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对主流媒体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舆论监督报道涉及主体和权力关系复杂且影响力较大,对事实核查的要求高,舆论监督工作本身的操作难度使得主流媒体事实上面临着追求时效性和保证新闻真实客观的两难选择。

作为公信力的象征,主流媒体必须坚守新闻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坚持对事实真相的深度调研和严谨核查,不能为时效而放弃对新闻的把关与审核。相比之下,在舆论事件发生初期,流量优先的自媒体为博眼球,通过大量强烈的情感观点表达,煽动舆情快速发酵。坚守专业素养的主流媒体,因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事实核查,加之审核制度,常常丢失首发先机,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多发,表现为诸多重大社会事件初期,自媒体喧嚣、主流媒体却失声。

统一口径还是引领舆论

来自报道所涉及的国家机关、上级管理部门的行政压力,一直是舆论监督困难的重要原因。媒体工作者反映,上级管理部门没有给媒体设立清晰的工作边界和报道红线,在不同舆情事件中,报道口径要求差异较大,媒体无法形成统一和稳定的工作准则,使得在舆论监督中畏手畏脚。

媒体从业者表示,在面对一些重大社会议题时,上级主管部门选择“一刀切”式集体禁言,反而导致舆论阵地的话语权被自媒体抢占,谣言和假新闻满天飞。当下的“网络表达权与舆论监督权并不能完全代表群体意见,展示更多的是拥有移动互联网使用权、能够准确表达观点的社会精英、青年群体的话语权。类似于农民群体的弱势群体话语权传播,则面临被掩盖、被边缘化的危险,”这也给主流媒体在加强舆论监督和保障公众话语权上提出了新要求。

本地监督还是异地监督

调研中不少媒体反映,异地监督受限较大,虽然未有任何明文条款限制媒体进行异地监督,但是在调查、报道一些非本地的舆情事件时,媒体往往会收到来自上级管理部门的指令,禁止其开展舆论监督。媒体工作人员在异地进行调查取证时,会受到当地各层级的阻挠。由于阻力大,主流媒体大多主动回避异地监督。

是留还是走

主流媒体人才队伍建设面临双重困境。调研显示,一方面,人才队伍流失严重且青黄不接,薪酬待遇与预期不符是主流媒体人离职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媒体发展需要年轻血液加入,然而互联网行业的高薪和高福利,使传统媒体对年轻人才的吸引力变弱,甚至还有不少经验丰富的专业记者选择跳槽至互联网企业;另一方面,媒体行业的新生力量无心或无力传承传统报人的调查精神,传统报人精神明显衰退。当下,愿意沉下心来做深度报道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而媒体组织内部缺乏相应的奖励机制,也使得媒体从业者的外部驱动力不足。

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

目前主流媒体按经费来源可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现有部分主流媒体属于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编制,其经费来源主要来自广告、项目经费等渠道,资金既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也受自身发展实际情况影响。对于一些主流媒体而言,如何在维护社会效益的同时保证自身经济效益成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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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网络舆论监督的机制创新

在重重考验中,从全国性媒体到地方性媒体都在积极寻求并实践网络舆论监督的创新机制。调研发现,当下舆论平台呈现多元去中心化的特点,群众舆论监督互动渠道正在逐步构建完善;对地方性媒体而言,建设性舆论监督成为舆论监督工作的新着力点;传统电视舆论监督在保持高质量报道的同时也在加强与网民的互动反馈;构建舆论监督的“闭环”机制,使民众、媒体、党政环环相连,成为主流媒体实现舆论监督功能的有益尝试。

舆论平台多元去中心化:全国性媒体

搭建起群众舆论监督互动渠道

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积极探寻搭建党政领导干部与群众沟通互动的平台。《人民日报》搭建起了网络舆论监督的互动反馈平台,网络舆论监督呈现主流媒体和网民多层级去中心的泛众传播生态。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板块创办于2006年,截至2020年10月已收到269万余条留言,各级党政领导已回复留言194万余条。在提高政务信息公开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对各地方党政部门起到了监督作用。围绕《领导留言板》,各地党政部门正逐步建立完善起督办、定期汇报、通报和责任追究等制度,并将留言回复办理工作纳入到效能考评体系当中。

建设性舆论监督:

地方性媒体的新着力点

近年来,地方媒体也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吸收建设性新闻的理念,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在人民群众与官方、精英及专家的理性对话和互动中寻求共识和解决方案。建设性舆论监督成为当下主流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主要发展方向。

建设性舆论监督指的是媒体注重剖析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原因,并以理性提出建议、全面综合表达为表现形式,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站在人民的角度,为人民发声。舆论监督应避免一味的曝光,曝光问题、揭丑虽能引发关注,但也带有一定破坏性,有时无法推动社会弊病的解决,反而可能导致舆论失控。在建设性舆论监督中,其本质是为了督促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改正其行为和作风,完善政策制度。在媒体从业者看来,网络舆论监督与传统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相比,有坚守也有变革。

变与不变:

传统电视舆论监督增加网民互动

长期以来,电视舆论监督发挥了极大作用。与当下流行的短视频相比,电视舆论监督报道的时长包含更丰富的信息量,对舆论监督问题的呈现和探讨更加深刻,因此在舆论监督报道领域有着独特优势。以《焦点访谈》栏目为例,其在电视舆论监督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内容采编流程,生产了诸多高质量、有深度的舆论监督作品,同时也在不断适应新的网络传播环境的需求。作为一档传统的电视舆论监督栏目,近年来其也在新媒体平台上探索与公众的互动合作,寻找新闻线索。

舆论监督的“闭环”机制:

民众、媒体、党政环环相连

在舆论监督的工作实践中,主流媒体希望通过新闻报道引起相关党政部门的重视,进而促使问题的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民众、媒体、党政部门缺一不可,各个环节间的顺畅连接对实现舆论监督功能至关重要。《北京日报》在实践舆论监督工作中探索形成了一套舆论监督闭环机制,由市民举报、媒体调查报道、市委支持、相关职能部门整改落实、媒体回访反馈构成舆论监督的闭环,基本做到了事事有反馈,件件有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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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主流媒体网络舆论监督的

对策与建议

宣传主管部门设立报道红线,

改变“一刀切”式管理模式

主流媒体的基因里具有守望社会、监测环境的功能。做好舆论监督工作,维护人民利益本就是媒体的使命。主管部门应给予主流媒体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空间,相信其对敏感事件、重大社会事件的把握、判断和处理能力,继而积极引导舆论,而不是以压代疏,这无形中将舆论主导权让渡给自媒体。宣传主管部门也应对报道红线有清晰明确的界定,让主流媒体明确舆论监督的边界。此外,在国内舆论场与国际舆论场不断融合的全球化大背景下,要鼓励主流媒体积极开展国际舆论监督。

媒体以促进问题解决为导向,

完善与党政机关沟通机制

舆论监督报道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离不开党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对未来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建议中,72.41%的从业者认为完善与党政机关的沟通机制将有效促进媒体的舆论监督工作。首先,从顶层设计方面,适当放宽对媒体的管制,保护媒体从业者的调查取证工作免受不合理的行政阻碍。其次,党政领导部门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和支持,能够调动媒体的积极性,通过媒体的反馈了解民情,多一份决策的参考。再次,完善与党政机关的沟通机制,使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发挥更好效果。

拓宽反馈渠道,加强与用户互动

在媒体融合背景下,主流媒体强调要加强新闻生产、传播、反馈各个环节与用户的连接互动,舆论监督工作更是如此。借助全媒体传播矩阵,在主流媒体客户端开通和拓宽主流媒体用户的反馈渠道,有利于媒体更加及时地了解网络群众心声,发现和收集舆论监督报道线索。目前,部分主流媒体已经开始尝试在传播矩阵中开通留言互动板块,形成全媒体收集舆论监督线索的格局。诸多地方主流媒体在全媒体平台广泛征集线索的基础上,还通过与政务服务热线12345联动,及时了解当地群众反映的难点、堵点和痛点问题,从而构建起立体、多元的线索保障机制。

完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

激发人才内在动能

优质人才对主流媒体生产高品质内容、推进舆论监督工作至关重要。人才流失不仅使主流媒体缺少足够的人力资源开展深度调查报道,频繁的人员流动也不利于从业者专业素养的提升。因此,首先,在建议顶层设计赋予媒体更多自主权的基础上,对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工作提供适当的财政支持;其次,建立和完善媒体内部的绩效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对优质的调查报道给予更多鼓励;再次,加强对媒体从业者舆论监督工作的培训,强化责任意识和把关意识,提升舆论监督报道的影响力。




本文转自《当代传播》2021年第6期李沁、刘入豪、塔娜——《中国主流媒体网络舆论监督的观念嬗变与机制重构》


唐文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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