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视点 |《“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网络社会何以引发“人的自主性”危机——基于技术自主性的审思》

摘要：伴随着媒介技术的进化与 “网络化” 逻辑的扩张， 网络社会的 “永久在线、 永久连接” (POPC) 转向日渐勃兴， “人的自主性” 问题亦成为讨论 POPC 网络社会中 “人-技” 关系亟待聚焦的基础面向。本文通过引入 “技术自主性” 的分析框架， 审思 “人的自主性” 在 POPC网络社会中面临的现实挑战，重申 “人的自主性” 价值。研究发现，在 POPC网络社会中， “在线警觉” 思维方式的三重维度构成了人 类 “自我异化” 的生存境况， “技术自主性” 因此得以凸显。具体而言， POPC 网络社会是以媒介技术为 物质基础的、 以 “网络化” 逻辑为 “技术秩序” 的 “技术化社会”， “人的自主性” 存在于媒介技术的规定 性之中; 媒介技术的工具理性成为一种规训权力， 弱化了 “人的自主性”; 媒介技术的 “自动性” 与 “自 增性” 对 “人的自主性” 形成制约; 在 POPC 网络社会中， 人类遵守 “技术律令”， 并对技术进行 “反向 适应”。在这一背景中， “人的自主性” 将面临持续性危机， 而借鉴 “数字排毒” 的理念将对人类 “自主性” 的复归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POPC; 网络社会; 媒介技术; 人的自主性; 技术自主性

在数字时代的网络社会中，“持续性的身体活动”伴随着“与 媒介的同时接触”，媒介的多样化可供性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交往机会。彼得·沃德勒等传播学者将这一网络社会中存在的新的人类交往模式概括为“POPC”(Permanently Online，Permanently Connected) ——“永久在线、 永久连接”。所谓“永久在线、永久连接”，即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可以随时地、永久性地保持可联络状态，而不必顾及时间计划和空间安排，这种现象正在通过数字媒介技术手段使人们通过媒介使用形成的在线交流和社交网络成为生活的重心与常态。

本研究将首先从网络社会的视角出发，把握 POPC 网络社会的形成动因与内在逻辑; 进而通过引入“技术自主性”思想的分析路径， 反思“人的自主性”在 POPC 网络社会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终重申“人的自主性”价值，并以此作为考察技术与人性关系的基本立场，探求“人的自主性”在 POPC 网络社会中复归的可能。

POPC 网络社会的崛起与信息革命和互联网的普遍应用有着紧密联系，但卡斯特“网络社会” 概念中的“网络”并非是指狭义上的基于数字技术的“因特网”。具体而言，“网络”应被看作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能够被视为节点的事物可以是硬件实体、组织系统，也可以是技术工具或软件环境。总体来说，人类社会的运行主要依托诸多节点的联动形成“网络”，进而通过“网络”连接彼此，并完成社会资源的流动，这是网络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则。

(一) 媒介技术成为网络社会 POPC 转向的关键动力

传播学者梵·迪克认为，各种社会资源在网络中流动强调的是信息传递的形态，它预示着社会的深层“网状”结构。在前数字时期，人类社会建立的网络始终不具有相对自主的空间，而往往受制于君主权力、国家权力乃至市场经济的合围。从最为普遍的意义来看，无论是人际网络、群团组织之间的沟通，还是不同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联络，要想建立可持续、可扩展的网络关系，就必须使“交往”突破时空屏障和外部权力的制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依托数字媒介技术的互联网强势崛起，POPC 网络社会开始显现。POPC的实现主要根源于智能手机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移动应用，而互联网的运行往往有其内在的 “自主”逻辑。就互联网技术体系本身来讲，其基本机制是:不受制于地域性权力结构 (如国家主权)，也不受制于经济因素方面的考量 (如资本积累)。换言之，互联网技术旨在选择性地去吸纳或排斥各种社会组织，从而通过流动性的社会实践重组时空、超越既有权力。对此，迈克尔·巴格斯判断:全球互联网正在以一种非道德的、机械化的方式超越时间、文化和地点，媒介技术正体现出一种自主性。由于这种“技术自主性”的客观存在，网络社会有了 POPC 转向的物质基础和现实可能。

沃德勒等学者在讨论 POPC 现象时曾提出，我们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始于一个有关“技术”的基本假设，即人类的大部分努力都源于新技术承诺 满足的基本需求。人的信息传播行为和社会网络建构过程都在高度依赖媒介技术体系，媒介技术正在扮演改变网络社会生态格局的重要角色。如此看来，如果尝试聚焦数字时代的 POPC 网络社会，我们必须回到技术这个根本维度上来。对于网络社会来说，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成为了其 POPC 转向的关键动力，而“技术自主性”的存在将可能引发“人的自主性”危机。

(二) “网络化”逻辑作为 POPC 网络社会的内在机制

在传统社会中，网络的构成往往依托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外显权力，而并非依托内在的微观运行逻辑。然而，POPC 带来了网络社会运行机制的改变，超 越外显权力的“网络化” 逻辑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导力量。“网络化”逻辑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政经与文化变迁将随着社会节点的增多与信息流动的增效而发生改变。需要指出的是，如卡斯特所说，“网络化”逻辑的形成是一个由媒介 技术驱动的过程，“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

卡斯特指明了网络社会的基本演进路径:媒介技术作为物质基础引领“网络化”向周围扩散，进而实现“网络”的即时性与全球化。这条路径也成为了“网络化”逻辑的展演轨迹。沿着卡斯特的思路，我们可以认为，媒介技术是“网络化”逻辑的物质基础，而“网络化”逻辑最终成为 POPC 网络社会的内在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媒介技术的物质基础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是，微电子、数字化等软硬件交融的媒介技术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二是，数字媒介技术成为根本性的社交形态和手段。如今，主导社会变迁和社会组织变革的关键因素是“形态”和“流动” 而非“个人行动”。尽管诸如经济的、政治的外显权力在 POPC 网络社会中的作用仍然不可小觑，但POPC 网络社会本身的“网络化”逻辑将使“流动的权力前置于权力的流动”，这一背景也使交往的“在场”与“缺席”以及网络节点之间的互动勾连 成为人类社会变迁和文化变革的根本动力

(一) 动态演进的“人的自主性”

媒介技术的进化使网络社 会由外部权力主导向“网络化”逻辑迈进，人类在交往行动中的自主性亦在这种转变中不断增强。其主要体现在:人们能够因为媒介技术的进步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文化、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的绝对控制，从而成为相对自由的信息生产者。然而，“人的自主性”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 性概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某些时刻，技术的进步往往会成为人类自主的掣肘，人类本身并不存在一种不变的、静态的“自主性”。回到 POPC 网络社会来看，“网络化逻辑”的无限扩张使人类更自由地进行信息交往，但也使社会生活逐步嵌入在这一逻辑的禁锢之中，人们有丧失自我选择的可能，此时，人类的自主性将伴随一个减弱而后再蜕变的过程。

(二) 人类“在线警觉”思维方式的生成

克里斯托弗·克里姆特和多萝茜·赫夫纳等西方学者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探讨，他们提出，在线警觉是 POPC 思维方式的核心，而显著性、回应性 、监测性构成了POPC 思维方式的三重维度。

显著性意味着受众专注于移动媒体和互联网传播技术，也即大众将在某种程度上被“技术化社会”吸引或控制，人们将需要思考数字媒介技术和互联网所营造出来的拟态环境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思维方式具有共时性特征;回应性意味着，人们对技术信息产生反应并生成反馈机制，这种反馈往往涉及媒介的“多任务处理”，即人们可以在线下对话的过程中参与线上的讨论，多线程的即时性交往是这一思维的主要特征;监测性则意味着，人们将数字媒介视为一种生存环境，监测的目的不在于观察环境中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定期地进入这种环境，并按照时间线、数据流等技术框架去追踪信息、塑造自我，这实际上是显著性思维方式的加强，是思维方式从共时性转向历时性的标志。

(一) 作为“技术化社会”的 POPC 网络社会

在 POPC 网络社会中，媒介技术作为一个整体具有“自我决断”和对社会全面渗透的能力，其对人的信息交往行为进行规定和控制。在这一背景下，“人的自主性”亦被媒介技术的力量转化，即人类的自主交往行动嵌入媒介技术体系共同建构人类的社交生活。在POPC网络社会中，永久在线和永久连接的媒介技术使人类遵循“在线警觉”的自我异化生存方式，人类不仅被逐渐剥夺自主性，而且人本身将成为媒介技术体系的 一部分。

在 POPC 网络社会中， 媒介技术本身成为了人类交往的存在方式，媒介技术通过建构一种交往环境重塑了人类的社交秩序。结合前文对网络社会内在逻辑和 POPC 转向动力的论述，如果用“技术自主性”这一视角看待 POPC 网络社会，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新的网络社会形态正是“技术化社会”的具体表征。概言之， POPC 网络社会就是一个以媒介技术为物质基础的、以“网络化”逻辑为“技术秩序”的“技术化社会”。在这样的“技术化社会”中，媒介技术不只是连接人与交往对象之间的技术人工物，而是作为一种秩序体系正在人与交往对象之间书写一种全新的规范化与合理化契约，“人的自主性” 存在于媒介技术本身的规定性之中。

(二) 技术的工具理性与规训权力弱化“人的自主性”

在 POPC 网络社会中，网络呈现弥散状态，“网络化”逻辑成为数字媒介技术的工具理性，这种数字化的理性逻辑将人类的线上与线下活动形成融合，这种交互关系一旦形成，人们的时空观念将就此打破:线上的交往伴随线下的实践，可谓主体在时间上的“一心二用”;线下的行动又将在线上空间中有所反射，可谓主体空间里的“边界消失”。这样一来，POPC 网络社会就变成了福柯式的具有“规训”意义的网状结构，这个结构由于“永久在线”和“永久连接”的特征而使通信网络从时空两个维度塑造、监控人的身体实践，人本身并不能逃离这个系统。如果逃离它，人们便不能再获得完整的生命体验，因为线上与线下的时空已经形成了交互，共同构成人类的社会生活。这也意味着，媒介技术及其工具理性所引发的“规训权力”正在发挥作用。

(三) 技术的“自动性”与“自增性”对“人的自主性”形成制约

我们知道，POPC 网络社会所支持 的“永久在线”行为是以多种数字技术的集合为前提的，这种集合形成了依托大数据和算法技术的数字媒介整体。从“技术自主性”的整体观出发，数字技术使数据储存、信息传递、轨迹记录、 结果预测、移动互联等多重功能增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体验。但是，人类原本并非缺失这些功能，数字技术只是对这些功能进行了高度强化，促使媒介平台和智能手机等载体最终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结果是，吃饭、聊天、交友等非技术 性的人类活动被 Facebook、微信、微博、智能手机 等技术载体占据。从另一方面看，技术的“自增性”意味着: “与技术的自我增强有关，技术越来越独立于人类 而走自己的道路。在 POPC 网络社会中，“监测性”思维方式意味着人对技术的追踪，通过这种追踪，人们有意识地回应并查阅媒体平台中依据数据流或信息流形成的历时性动态。“监测性”的取向还将促使个人塑造一个社交网络中的自我空间。这一行为实际上表明，人类在数字媒介技术面前仅仅承担着“记录员”的角色，人们记录技术世界中的动态成为了一项必备的日常工作。

(四) 从“技术律令”到人类对技术的“反向适应”

在温纳所发展的“技术自主性”思想中，埃吕尔的思想被进一步阐明，他从一个相对“微观” 的角度，将技术的范畴缩小，重点聚焦技术的“意向性”。围绕技术的“意向性”问题，温纳指出了技术的“政治原则”。他认为，不管人类究竟是否将某种目的嵌入到技术中，技术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形式都反映了其意向性，因此，人类本身 并无完全控制技术的能力。对此，温纳使用了“技术律令”的概念进行描述，他指出:“技术是 这样的结构，它们运作的条件要求对其环境进行重建”。具体来说，一种技术工具在处于正常运转状态之前必须要有一定的必要条件，这种条件可以是资源的、文化的、经济的等等。当一项技术发明出来，我们不仅必须提供这个工具，而且必须提供使这个工具能发挥作用的一整套手段。

POPC 网络社会强调永久性连接，而“数字排毒”意味着暂时性断裂。“数字排毒”指的是人们在一定时间内从网络或数字媒体上抽离的种种努力，以及限制智能手机使用的种种办法。“数字排毒”说明了“人的自主性”对“技术自主性”产生的对抗，在技术社会中，平衡技术带来的风险和压力是现代人应尽的“自我责任”，适时地、强制地离开在线系统，将会使人们有更多时间寻求一种自主性。正像福柯曾阐发的“自我技术”那样，“数字排毒”力求复归一种“自我技术”——即通过自我改变自我，而不是通过技术改变自我。

在POPC 网络社会中，“技术自主性”的内核使数字媒介技术成为了“支配技术”，“数字排毒”尽管是一种暂时性的逃离， 但也许这并非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自我觉醒的开始。无论如何，在我们的社会生活整体嵌入到POPC 网络社会中的今天，因为“技术自主性”的存在，人类必须适度停下追寻技术的脚步，让自己拥有重塑自我的物质和精神时空。在这一过程中，寻求世界的多样化与自我的多元可能性或许是“人的自主性”在技术面前占得先机的必经之路。